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引领中国语言文学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从“文言”到“白话”，从“句读”不知到“标点”分明。本来，从“竖行”到“横排”也应该是《新青年》的一大举措，但它始终都只能坐而论道，致使“左行横迤”的倡议坐失良机，最终成为新文化元典一个永远的遗憾。
这个遗憾，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一直从事《新青年》研究的本人一度也非常纳闷：如此提倡科学精神的《新青年》何以与如此科学的排版方式失之交臂呢？
钱玄同率先倡议
《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主编为陈独秀。在此之前，包括陈独秀参与编辑的《甲寅》杂志也都是句读不分、竖行直排的印刷格式。1917年，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再三邀请，赴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也随之搬到了北大，从此成为由该校同仁执笔的同仁刊物。当时，在社会上看来，《新青年》的怪招百出，花样不断翻新。所有这些，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种“猎奇”，一种追求流行的广告策略。
1917年5月15日，钱玄同写信给同仁讨论关于外来语与汉语的对接翻译问题时，顺手牵羊地带出了汉语编辑和印刷的“横写”说法。他反复论说翻译“麻烦”、“不准”的同时，引出了一个深受其害的编辑例子：“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十九世纪初年France 有 Napoleon其人’”，则要“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显得编辑和作者都不方便、太麻烦。所以他以非常明确的态度率先表态：“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为了让编辑部同仁尽快举手，他又从现代医学的视角大谈特谈：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不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顾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费力”。从而肯定“横行”比“直行”可行与便利。“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这就是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的原始资料和由来根据。钱玄同的急切心情得到了陈独秀的公开回答：“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通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不过，陈独秀这时看到了“多数国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的习惯问题，显得有些懈怠。本来，陈独秀是一个雄于言、力于事的性情中人，总是以发表激进、激情甚至带有冲动的文章为耀，但此时作为主编的他一反爽快利落的常态，给了钱玄同一盆不冷不热的温吞水，有些让钱玄同摸不着头脑。
陈独秀说要和其他“社友”商量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拜访鲁迅并约稿，于是有了日后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上的《狂人日记》。就在这次约稿时，钱玄同给鲁迅送去了《新青年》近期部分杂志，并乐呵呵地告诉他说，《新青年》将要改成横行印刷。这个说法很快得到了周氏兄弟的支持。
鲁迅的随感录《渡河与引路》，其实不仅是对白话文的支持，他对“引路”式的文体革命也充满了敬意。当鲁迅将《新青年》介绍给周作人时，周作人也对《新青年》的导向充满兴趣。1918年11月，周作人参加编辑工作后很快进入角色，并以同仁名义给读者回信说：“来信以为可‘竟改作横列’，我却十分赞成。”
可是，如同鲁迅所预料的那样，“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改革的阻力中，外部因素和内部紧张同时存在。
早在钱玄同刚刚提倡横写之时，有的读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全方位的“激烈”，并用“骇人听闻，不能按部就班”作为痛骂之词。读者认为这不但会引起“多数人奇异”，而且这类改良有“媚外”的嫌疑。他们举出了《科学》杂志标新立异后的“不便”后果（《通信》，《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这封来信一直压到1918年6月才作答并发表。有趣的是，在陈独秀回答写给自己的信时，将这个文字官司给了钱玄同。
关于华文横式的讨论，陈独秀的态度拖泥带水，完全失去了他在文学革命问题上“不容商榷”的一贯性情。1917年8月，就在钱玄同向鲁迅表达过自己一厢情愿的关于“左行横迤”的乐观后，他再度以公开信的形式促使主编以及同仁就范：“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钱玄同甚至说，我们算不得什么过激领先的“出头鸟”了。以留美学生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镌为核心的《科学》1915年创刊时就走在我们前面了。他甚至用激将法刺激主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你既然认为是“合理”的新法，就应该“做得到”、“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所以“这改直式为横式虽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于看、写二层都极有便利，所以我总想先生早日实行。”（《通信》，《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
陈独秀的回答则是：“玄同先生：《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究竟是学理自由还是权力民主呢？细读《新青年》，原来是有一个“个人意见”在起作用，这个人就是胡适。说起胡适在编辑部的权力，完全可以用“无冕之王”来称呼。人家没有“主编”、“主撰”的头衔，但却可以主宰《新青年》的“横竖”以及其他。鲁迅在30年代撰写的文章《忆刘半农君》中曾用“内皆武器来者小心”来形容陈独秀，而用“内无武器请勿疑虑”来描画胡适之，足见两人城府与韬略的不同。（《鲁迅全集》第6卷第71页）《新青年》上“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默契、“文学改良”的发难、“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挑起、《每周评论》的创刊、南下或是北上的分庭抗礼，除却胡适外没有人能和陈主编据理力争。这也是陈独秀在某些时候会看风使舵或说丢卒保帅的原因。
胡适认为竖行或横写只是一个“小节”
当时，《新青年》上关于废除汉字以及改用“世界语”的讨论正值高潮。一位名叫朱我农的作者写信给胡适，希望共同反对钱玄同“根除汉字”的过激提法。在这一点上，他和胡适一样要求“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但同时朱我农也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个看法恰恰又和钱玄同不谋而合：“《新青年》何以不用横行？用横行既可免墨水污袖，又可以安放句读符号。我所见的三四本《新青年》每一页中句读符号错误的地方，至少也有二三处。这就是直行不便用句读符号的证据。”
在这个细节上，胡适非常有耐心地作了有的放矢的回答：“《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之所以不曾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即如先生所说直行的两种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节；第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绝对的不便用符号。先生所见《新青年》里的符号错误，乃是排印的人没有句读知识之故。《科学》杂志是用横行的，也有无数符号的错误。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似乎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句读符号，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先生以为何如？”
在朱我农和胡适之一番针锋相对的对话后，钱玄同从大局出发做了“附言”：“惟《新青年》尚未改用横行的缘故，实因同人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将来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知。朱先生之提议，在玄同个人，则绝对赞成此说也。”其实，这未尝不是钱玄同表面上的敷衍，在内心深处却是对胡适“个人的意思”的旁敲侧击。陈独秀有“个人的意思”，胡适也有“个人的意思”，钱玄同也有“玄同个人”的意思，而这里“同仁意见”很显然不是同仁的“共同意见”。
元典的遗憾
在《新青年》讨论左行横迤的同时，关于标点符号的用法问题也在激烈的讨论中。1918年底，陈望道写信给《新青年》同仁，发表自己关于横行与标点的看法，批评迟迟不肯文字横行是“（《新青年》）诸子缺‘诚恳的精神’”。他奉劝《新青年》同仁不要有什么顾忌，不要让“后人而复哀后人”，否则诸子的“不敢放胆前去”将遗罪于后人。钱玄同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音，他一方面为《新青年》辩护：“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同人心中，决无‘待其时而后行’之一念。”另一方面解释说3卷6号和5卷2号都有申明，而且打算6卷1号就履行诺言，“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通信》，《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从胡适的个人意见、同仁的共同意见转嫁到外部的“印刷”困难并寄希望于“将来”，《新青年》等来的只是残缺和遗憾。
1919底，钱玄同求助于陈大齐，再度搅起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在求助信中，他力数“自右而左”写法的缺憾，只要不留意悬腕，墨迹就会印在手腕上。但是，有人反对说：“这是你写字不会悬腕的缘故。要是你会悬腕，那未干的墨迹，怎会印在腕上呢？”《新潮》的主编傅斯年为了声援钱玄同，反驳说：“悬腕”之书法家无非是“吃饱饭，没事干，闲扯淡”。（《新潮》第1卷）钱玄同说，如果真要论理，我们不要从其功利性的“扯淡”上说。他要求陈大齐将春天两人谈话时说过的生理科学思想写成文字发表出来。这样看来，《新青年》“左行横迤”的受阻挠绝对不是印刷上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改革的阻力不光是外部客观因素的无奈，更重要的是内部自我心理作祟和习惯使然。
陈大齐按照钱玄同的约稿，从生理学视角出发，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们读书，除了那盲人以外，总是用眼睛看的。但是照生理学上说起来，那眼球的各部分并不是有同样的视力。网膜的正中点看东西最明白，周围的部分都不及他；这一点叫做中央小窝（Focus）。因为中央小窝看东西最明白，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总要把他的像映到中央小窝上去。”陈大齐将“眼球”理论作了长篇大论。针对有人说“我们直读并不觉得比横读困难”，他也承认这话有道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读书的人“已经”养成了直读的习惯，如果刚刚学习，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一定习惯于横读。一言以蔽之，这是用今天的“经济”来换取那明天不必要的代价。
尽管钱玄同和陈大齐的讨论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但“左行横迤”仍然难以兑现。华文横行作为《新青年》的一个办刊方向，直到停刊前的倒数第3期还有张东民《华文横行的商榷》一文发表。作者以“横行法合卫生”、“横行字易读”“横行字又美观”为由力陈其中可行性、科学性、可信性。第一个理由可以“延长目力的寿命”；第二个理由则可以“少头痛之患”。作者有一个试验的结果：“在鄙人自己的试验，读直行文字，费时较多。吾曾用二张相同的纸，就报上抄下了两节的时事，那两纸上的字数，是相同的（共只185字），每行的长短，也无差异，但是试验的结果，直行字费我50秒钟，那横行的只35秒。试看那两段文字，是很短小的，而试验的结果，己有十五秒钟的差别；那末依这比例算起来，吾们倘读一部《水浒》，若是那《水浒》是横行的，只须十一日七小时，就可读完，但若是直印的，便要费两星期又两天七小时的工夫。试思那《水浒》一书，只因为横印直印的不同，读者就有五天光阴的差别！若照这样想来，吾们天天看报章读书籍，只因为排印不得法，不知空费了吾们多少光阴！吾们生在这二十世纪的舞台上，万事都不得不讲经济，只光阴的经济难道可以忽视么？”《华文横行的商榷》，《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
《新青年》在发表了这篇关于“左行横迤”的文章后，只出版了两期就休刊了。在笔者看来，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将新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横排留给了同时期的杂志和后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原载《寻根》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