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
──陈寅恪
“她”，应该说是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但“她”与“他”的相提并论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知道，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里，是没有“她”可言的。“伊”字则是“她”的代言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中的“伊”，就是一个典型的字眼。直到《新青年》杂志诞生并带领新文化运动进至高潮，“她”才逐渐取代”伊”。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被称为新文化主将和旗手的鲁迅是第一位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的现代文学作家，即使如此，他在《吶喊·自序》中仍用”伊”字而不是”她”来指称母亲：“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自序》落款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或许是为了当时的语境──但不管怎样，在白话文已经成为定局的1922年，大师终究用了”伊”而不是“她”。
为此，我在研读历史文本的闲暇之余，总会歪着头大胆假想一下过去的往事：作为在新文化元典石破天惊的情势下”迸”出来而且衣着时尚的“她”，究竟第一次闪亮登场是在何时何地？流行的“她”诞生于中国现代文学之中的背景如何？香气扑鼻的”她”究竟由谁最先“挑”起？以下乃是笔者从知识考古视角对”她”字小心求证的全程记录。
“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她”不是处女“她”
关于刘半农与“她”的关系，不少人将其与《教我如何不想她》联系起来。不必讳言，“她”的诞生的确出自《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之手。这个《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创作又是以刘半农留学英伦为背景的。人在旅途，身处他乡，怀着对故国家园的思念，刘半农将个人的思乡感情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以“她”为物件的情诗。诗中写道：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目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目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漫漫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四个声声呼唤的“她”字，带着英伦留洋赤子如泣如诉的情感，漂洋过海回到了祖国，时值1920年的9月。英国伦敦的许多留学生都为刘半农的情诗所感动，众生吟颂。主攻语言学的赵元任还专门为”她”谱写了乐曲。从此，《教我如何不想她》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也许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太过盛名，刘半农的第一个“她”字多以“诗”传，于是“她”便以讹传讹地成为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元典“她”的出处。
还有人从“历史”事实出发，在《新青年》上找到了刘半农白话文中第一次用”她”字的诗歌《一个小农家的暮》，以为这便是确凿的证据。你看：“她在灶下煮饭，新砍的山柴，必必剥剥的响。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他衔着个十年的烟斗，慢慢地从田里回来；屋角里挂去了锄头，便坐在稻床上，调弄着只亲人的狗。”“她”和“他”分庭抗礼，显示出了男女性别的不同代称。因此，很多文章就又把1921年2月7日写于伦敦并发表于1921年8月1日9卷4号《新青年》上的《一个小农家的暮》，看作处女“她”。
然而，“事实”有时候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一个小农家的暮》中迸出的“她”已经历尽沧桑、千呼万唤的“她”了。根据笔者的文本阅读，“她”在新文化元典中的最早使用，是在《新青年》8卷3号上由俞平伯撰写的诗歌《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上》。诗的开头一句的第一个字就由“她”领衔：“她含着所谓的我；我却藏住另外一个她。”这首诗歌的发表时间是1920 年11月1日。值得说明的是，在小说中最早使用“她”字的是茅盾（沈雁冰）。他在翻译法国作家莫泊三（桑）小说《西门底爸爸》中率先使用，时间是1921年5月1日。尽管1920年的9月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已经成诗，但毕竟没有正式铅字付梓。在此之前，很多新文学作家即使抹去“伊”字的传统印记，最多也只能以“他”后缀上一个“女”以表示“她”，诸如较为前卫而且具有代表性的美文作家周作人在翻译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小女孩）时，还是用“他女”来代表那个“小女孩”。
“她”字来源于女子自身的“贞操论”
《新青年》上提倡“她”字应该说是与女子贞操问题的讨论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新青年》是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的杂志之一，而且还是最早讨论女子贞操问题的先锋刊物。1918年5月15日，由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著名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新青年》上发表，从而把“男女问题”中诸如平等、深交、同校等问题一一揭示出来。女子在中国传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时下女子的地位则成为新文化、新伦理、新文学先驱最为关注的话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没有什么两样，《新青年》派的人物同样是借助外来思潮的星星之火点燃同仁的燎原思绪。在《新青年》登了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文章而寂然无声后，周作人便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虽然文章中还是以”他”称呼与谢野晶子，但要为女性寻找一席之地，并让“他”与“她”并行不悖的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
《贞操论》意在说理：“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如不能强使人人遵守；因为境遇体质不同，也定有宽严的差别；倘教人人强守，反使大多数的人，受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那时也就不能当作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对执意寻求新道德的”新青年派”同仁来说，男女的各占半边的“半边天”意识已经为“她”的到来做了厚重的铺垫。接着，胡适的《贞操问题》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一对一”的男女贞操观念：“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随后，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以及蓝志先、周作人、胡适等公开信中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更是将“女子问题”推想前台。不难看出，“她”字的出现已是“未成曲调先有情”，思想内容决定了表现形式。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号在扉页上以”新青年记者启事”的名义发布《女子问题》公告。公告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无不与”女子问题”有关，所以女子问题乃是今日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为了让男子”越俎代庖”的局面成为过去，“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女子结婚”“离婚”“再醮”“姑息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女子权利”等，都需要一一重新评估。在这样的”女权”形势下，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她”字呼之欲出。闪亮登场的”她”如同今天的选美，内在的情思决定了外在的气质，而且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1920年，远在海外的刘半农在与同学好友的讨论中形成了《”她”字问题》一文，这也是他实践《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理论前奏曲。刘半农在伦敦将《”她”字问题》随即寄给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她”字问题》成文于1920年6月6日，发表于1920年8月9日。遗憾的是，他理论指导下的”实绩”没有很快在报刊上发表。不过，这时的”她”和”牠”已经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述。他坐而论“她”：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
刘半农的“她”创造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首先是一篇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的文章发表在《新人》杂志上，将“她”的描述说成是画蛇添足。不久，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署名孙祖基的《“她”字的研究》，对刘半农先生的创造表示支持。可是，很快又有了寒冰的批判性文字《驳“她”字的研究》。或许正是由于有了如此这般的炒作，才有了“她”字在今天的立足。
正是由于刘半农对“她”字情有独锺，所以他对“她”这半边天具有“男娲”补天之功。鲁迅在1930年代的一篇杂文《回忆刘半农君》中深情地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10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20岁左右的青年人，大约很少有人知道30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
必须看到，尽管“她”为刘半农所炮制，我们想起“她”也不能不想“他”。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掌故、典故或史籍，并不是”她”字的源头始祖。
刘半农的奇思妙想，早在1918年8月之前就萌发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扭捏状态而已。
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
刘半农究竟何许人氏？刘半农，字复，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他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因为编撰有民歌《瓦釜集》，所以以“半农”自居。刘半农曾留学英国和法国，主攻语言学，着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192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34年在北京病逝。
早期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he,she, it），汉语难以对译。译文较多的日文也遭遇这种尴尬的情形。早在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私下与友人交换过意见，至少周作人就是知情者之一。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正值讨论男女权利平等的高潮时期，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发表了。译者在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一个个人创意或说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心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才好。”译成汉语的《改革》虽然还是用“他女”当做“她”用，但刘半农的“她”之造字已经有了知音──只是因为“活字”不便”印刷”才没有“上市”罢了。
这就是“她”字在中国文字史上的最早尝试的理论雏形了。
时至1919年2月，《新青年》已经出版到6卷2号。“她”的问题的再度提到了重要日程。这个发难来自钱玄同对周作人“SHE”译法的请求“指教”和“答复”：“你译小说，于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写作‘他女’，我想这究竟不甚好，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
当时译文中的女性、女权、妇女问题很多，而且它们也是新文化元典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用“伊”字有守旧、文言尾巴之嫌，所以代表女性的、与男性第三人称又有区别的“ta”千呼万唤。在”限制旧汉字”和”添造新汉字”之间，究竟何去何从，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各自都有过一番的仔细的斟酌。周作人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读作‘他’，‘女’字只是个符号。我译《改革》这篇小说时，曾经说明，赞成半农那个‘她’字，因为怕排印为难，所以改作这样。”针对周作人对刘半农之“她”的认可，钱玄同很是自以为是说：“照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但半农所要造的‘她’字，我以为不甚好；因为这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为此他要造一个新字：“女”字旁加一个它，即“女它”。
周作人在钱玄同提出这个意见后，开始摇摆。于是，两间余一卒的摇摆使他再度提出以“伊”字定案：“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ta’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留遗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声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不知你以为如何？”（《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
在一个标新立异的转型时代，人人都怀着无限的超越癖进行创新。歧义归歧义，历史注定了从一而择的规律。在钱玄同的激烈、刘半农的执着、周作人的折衷中，“他女”、“ta”、“它”都壮烈牺牲，只有”她”技压群芳，脱颖而出。
现代白话文中流行的“她”乃是刘半农个人的创意。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将理论上“她”也正是实践上“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她”统一起来。最后，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她”的出现是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她”绝对不是一个字的形式创意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她”身上灌注着生气淋漓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