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流行于民国朋友圈的一个热词，只是这个热词有点长。那时还没有网络，更谈不上什么QQ、飞信、微信等秒杀交际手段。写这样一个二十世纪一度流行的热词，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毕竟这只是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些羚羊挂角的茫然：既不如付梓报刊、书信、日记中的人与事手到擒来，更不如现代网络热词那样在所难逃———举手投足之间就踏网留印、跟帖有痕。
口头相传的流行热词，有点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鉴于它并不处于正经八百的大雅之堂之上，所以谁也不会把这句话当回事儿。正是这个原因，“我的朋友胡适之”就有点像野史，只有到正史以外、大堂之下去采风问柳。于是，当事人就成为我们最为值得信赖的靠谱依据。历史学家唐德刚算是开创了口述历史的有心人，他的《胡适口述自传》等与当事人面对面的对话，堪称直观到位、立体生动。但即使这样的史家面对当事人时也还是无从打捞出这句话的真正出处。传说中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否由自傅斯年脱口秀出？弟子唐德刚曾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求证于以“考据癖”著称的胡老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在说这话的时候，当事人的表情“笑得非常得意”。这与谦虚低调没有半毛钱关系，从胡适言及此事的神情来看，他没有必要为此知而不宣。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风行民国的流行热词就成了无从考证的百年之谜。
本人不是考古出身，仅有的一点考据能力也是最为原始的看家本领无非是历史学的方法：按照胡适先生的那句治学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教谕，“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权威发布要算自1917年初文学革新伊始的书面语“吾友胡适”。显然，元典还是一个文乎其文的文言说法，翻译成白话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陈独秀在千呼万唤中得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在“快慰无似”的心情下奋笔疾书的高调跟帖、点赞之语：“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当时，胡适尚未回国，但陈独秀已经在通信中多次以“神交”自恃，而且大有“天下（文坛）英雄只有你和我”的通感：“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这种“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口吻简直就是不分彼此的承诺宣言。要知道，两位乡友尚未谋面，只是通过一个共同认识的老乡——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牵线搭桥才得以鱼雁传书的。诸如像陈独秀这样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文人能如此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名士顶礼膜拜、称兄道弟，足见其风雅诱人之魅力了。这一魅力恰如唐德刚所形容的那样：“胡适之的磁场，其吸引力是可惊的。片刻坐对，整日春风。‘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交游遍海内了。”
恕我直言，“我的朋友胡适之”出处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如同后人对孔子的尊重是以其百折不挠之“天下为公”的理想信念获得一样，我们大可不必一头扎进孔老师到底有没有脚气或说究竟第几个脚趾头脚气严重的问题上。如若不然，我们人生那盏灯可能就白白被“脚气病”给耗尽了。就本题而言，把握到它的“去脉”、“今生”并寻觅到它的“来龙”、“前世”更重要。不言而喻，胡适拥有的“磁性”人格以及“磁场”影响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从胡适朋友圈里折射的活跃程度看，博士的交际之广、人缘之好名副其实。新月社的老伙计徐志摩不无调侃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梁实秋后来写下的这段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情形：“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勿需开伙。”唐德刚以弟子的亲历亲闻杂忆胡老师的亲民情形说：“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枱、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底‘朋友’！”如果说以上的描述是大而化之的概括和评价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举出一正一反两个例子作为实证。一是1926年12月18日一名女粉丝给胡博士的信：“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心目中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不难想见，“我的朋友胡适之”名不虚传，既有对胡适之为人魅力点赞、溢美之的思，也不无作为“朋友”而自我夸口、假威的嫌疑：在抬举“朋友”的卓越与超凡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抬高了自己的气度和价码。这样的价值换算很像是我们学过的一个数学逻辑——A等于，B等于C，所以A自然等于C。稍微有点不同的是，这个“我的朋友胡适之”来得更为直接，甚至就不换算了，而且还有强加于人的武断：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信了。你瞧：我和胡适之是朋友，胡适之和我是朋友，因此朋友与朋友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反正的铁杆关系。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其此之谓也。也正是这个所谓的“玫瑰”和“余香”，让颇有微词的“朋友”酸掉了大牙，以至于不惜冷嘲热讽、反话正说。以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话不投机的朋友如何对待“朋友胡适之”。不过，这个冷嘲、反话又从另一个侧面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存照。1935年底至1936年初，胡适连致三封信给汤尔和，对民国八年（1919）为“小报流言”而生的驱逐文科学长陈独秀之“头巾见解”不依不饶。虽然他一再声明只是以一个“旁观者”，“毫无责备贤者之意”，并有“狂妄之处，千万请先生原宥”的托词，最后也以“敬上”具名，但在对方看来，他不但不是“旁观者”，而且还能从语气和措辞中感受到直言不讳、唇枪舌战的杀气。于是就有了汤尔和那“为功为孽，兄自知之”的反唇相讥，结尾的“此上‘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则已经把来信的调子定位：所谓“我的朋友胡适之”不过如此而已，而已而已已。看来，胡适不是在什么时候都能得心应手、春风得意的。不过，这倒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我的朋友胡适之”已经是家喻户晓甚至有点摩登味道的流行语这一史实。
人非圣贤。中国又向来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人生箴言。就此而言，胡适能够获得这样广泛的认可、如此交口称赞，实属不易。在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诸如此类的文化名家堪称凤毛麟角。当时，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胡适曾有35个名誉博士学位，但“我的朋友胡适之”确实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不单单是一个学问高、名头大的问题。这学问之外，还真大有非同于白纸黑字的学问在呢。这也绝对不是单单有博士头衔的派头、有著作等身的身价、有为人处世的“好脾气”就能获得那种无冕之赞的。
蒋中正悼别胡适的挽联既经典又绝伦：“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和西方学者列文森对中国海归们一个共同特征的概括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价值上诉诸西方；在情感上倾向于传统。这些，都是对20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归们，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纠结与忐忑心态的绝佳写照。具体到胡适身上，才气、正气、义气之三气缺一不可，唯此才有可能在刚柔并济中演绎出一个世纪的理性与浪漫。
中国人的处世规则历来不外乎“难得糊涂”。留学七年的欧风美雨洗礼也未能让胡适成为例外。原汤化原食。随着1917年的回归，他的情感世界也很快成为“原汤”国中的“原食”。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差不多先生传》：“他姓差，名不多……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胡适把这个死后被封为“圆通大师”的“差不多先生”看成是“全国人代表”。纵观胡适的一生，他的学术上的问题意识、逻辑推理都有着周密的原则和底线，但从其情感世界、处世原则来看又不时呈现出一种“难得糊涂”般的“差不多”特征。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可以说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之所以生成的非常之道，堪称是“道之道，非常道”的众妙之门所在。如果说前一句成就了大学问家、大舆论家、大思想家胡适之：他二十六岁成为北大“爆得大名”的教授后，步步为营，如日中天，成为公认的精神界“意见领袖”；那么后一句话则成就了人人乐意的“我的朋友胡适之”。
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做事、做人两个分属不同领域的事情，但是在胡适身上却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是一个难以拿捏、把握的尺度。换句话说，“有疑”和“不疑”究竟在什么时间分、什么时间合或者说分分合合的尺度如何拿捏，这不是一般常人能够模仿的。不然，人人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XXX”了。你看，胡适还有一句名言叫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很容易被理解为胡适是一个一味容忍的人。其实大不然。容忍固然重要，但一贯使然的个性并不是一直总是。我可以容许、宽容对方的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但这不等于我没有底线。这里胡适之先生绝对不是冬烘般的“好好先生”，也不是没有是非的“圆通先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油滑市侩。1917年初，当抛出“文学改良刍议”的胡适之看到陈独秀不加丝毫的怀疑就将自己的“八事”之论奉为圭臬并武断跋扈地宣称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时，并不因为他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就放任、怂恿，而是以容忍对方发表异见的原则公开讨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就是胡适：“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陈独秀张扬的是自己的文学理念，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后奉为“是非甚明”的“绝对之是”。但胡适对这种违背学术原则、自由理念之明知故犯却丝毫没有让步。胡适明确表示，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信念上“不容退缩”甚至可以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毅力前行，但在明知“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的情形下却“故犯”就万万不可了。
如果说这只是胡适于人、于事之中“爱而知其恶”的典型个案，那么我们还能举出很多他于事、于敌之“恶而知其美”的例子。当年，将新文化派视为“洪水猛兽”并站出来与蔡元培对质的林纾算是《新青年》的头号“公敌”了吧。要知道，当年胡教授可是《妖梦》中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秦二世”啊！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将要“盖棺”之际，林纾则放弃心头之恨而“持平”论定：“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这种“持平”风格是胡适一贯的作风。我们知道，鲁迅和胡适曾经是新文化战线中“同一战壕”的“战友”，但后来鲁迅对胡适微词不断甚至翻脸不认。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给胡适写信点评鲁迅说：“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当即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寻着胡适之“有疑”与“不疑”的人生之路，还有一个明确的线索值得体味：八小时以内和以外必须泾渭分明，即是说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要分出个楚河汉界。以下的情节是当事人在胡适去世后才揭开的谜底：1919年林语堂在哈佛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就得到胡适的资助。当他再度要赴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时，不得已再次向胡适求助。这时的胡适为延揽人才，与林语堂签下了学成报国的口头协议。情义无价，林语堂回国后践约母校北大。那时胡适南下，他就找到主政的蒋梦麟还下北大为其预支的学费两千美金。这一还才知道是这钱竟与北大无关，是胡适爱才而不是爱财心切，才有了个人“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君子约定。原来那笔不小的款子，乃是胡适自掏腰包的玉成。打着北大委培费用的名义接济人才，这不但公私分明，还分明有着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公私分明，这是胡适珍惜羽毛的一贯做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曾为自己熟悉的青年学生借用公款做过担保，后来的拖欠让胡适惴惴不安，直到对方“把亏欠的公款偿清”，他才如释重负。在他看来：“公私不分，却是大过。”作为中介人，信用为重，公私两清，“是为你自己减少罪过，也是为我自己减轻罪过”。有人助你还款，是“间接帮你，便是间接帮我”。
公私分明，更是清清白白地做人，坦坦荡荡地做事。固然，以上这些做法很难将“人与事”撕裂开来，但在胡适那里，他一生都在坚守着那条雷打不动的底线：私事与公事不可搅缠。1930年春，胡适在中国公学担任校长期间，在该校任教的著名女作家白薇与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发生矛盾。当白薇为一些私人恩怨纠缠不休并找到校长论理断案时，胡适面对对方的“千条计”，还是“老主意”而以不变应万变：“最后我要说一句我个人的信仰。我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若不如此，必致视朋友为仇雠，视世界为荆天棘地。”胡适在“做学问”和“待人”五个字下面加了重点符号以示特别的区分。本来，周围的朋友都应该信赖，个人却疑心重重，这样不就是把自家置于黑灯瞎火、水深火热之地了吗？一旦把“朋友之间的私事”变成“学校讲堂之事”，必然荆棘塞途、雾霾漫天。
在胡适的精神世界里，公私之间高筑篱笆是维系人生正面能量的基本原则。将这原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有了“我的朋友胡适之”。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这样评价这位良师益友说：“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但是他为人处世则断无害人之心。”应该说，“断无害人之心”无疑是胡适始终坚守的道德底线，也是他一生朋友遍天下的核心人格基因。
胡适不以君临的姿态，而以君子的心态待人。在“坦荡荡”与“常戚戚”之间，他总是选择前者。最后，不必列举没有架子等等平易近人的例子。笔者更愿意以胡适对待同居一室过的乡友高一涵为例结束本文：1924年秋，高一涵曾在《晨报副刊》上发文批评商务印书馆“谋红利”等等“太过火”偏激言论。9月8日，胡适在尴尬的处境中写信给高一涵说：“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
“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这正是胡适秉性质朴的内生动力所在。说到对高一涵的批评和责备，也就顺便晒晒究竟是怎样的含而不露的“存心忠厚”：“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旦写信与冬秀，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他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一涵住在我家的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这段话摘自1923年5月30日的胡适日记。文字中的洛声即章洪钟，一涵就是高一涵。
的确，我们可以质疑胡适的“有疑”的复杂任性，也可以笑话胡适的“不疑”的简单可爱，甚至对其“容忍”的有可能流于迁就表示怀疑，但有一点却不容我们有半点犹疑：基于“存心忠厚”的“断无害人之心”乃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为人处世的硬道理。纵观胡适一生，其留下的名言警句举不胜举。可以说百读不厌，如沐春风。诸如“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宁鸣而生，不默而生”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尽读胡适之后，我最为喜爱的文字还是那句“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在这平淡无奇的九个字中，其包蕴的人文汤汁道足味浓，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无论是为人、为学、为事，都值得反复回味。
2013年10月15日，在回程中我有幸到台北南港胡适纪念园。“智德兼隆”四个大字一旁是毛子水为先生撰写的墓志铭：“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巧合的很，倾盆大雨打湿了行头，这是秋雨，凉爽中夹杂着一丝寒意。
2016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的祭日，“胡适与中国新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如期召开，空前而热烈。窥斑观豹，一个自信的文化中国日新月异，一个开放的政治中国崛起在路上。最后，以高适之诗告慰胡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