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赛先生”（Science），音译为“赛因斯”。这即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科学”，不需要更多的解释。“缪斯”，通常意义我们都知道她是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的总称。鉴于她出身名门，身兼多职，因此有必要多费点口舌。缪斯，拉丁语为Muses，是英语Music的词根，无论是古老经典还是后代的阐释，无一例外地将其与诗歌、音乐、舞蹈联系起来并成为艺术的化身。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文本是以诗体写成，而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都把哲学当做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为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每卷都冠之以缪斯的名分。这样，我就有了这样的理由：“缪斯”不但是文学、艺术的代言人，也可是包括历史、哲学、伦理（由于其是研究道德的学问，英文是Morality，吴稚晖曾称为“穆姑娘”）、宗教等人文学科的形象大使。不必赘言，“赛先生”脱胎于自然科学的宗室，“缪姑娘”的娘家则在人文家族。
唯科学主义的思维定势
众所周知，发轫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潮流，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起家的一场兼具“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双重气质的现代性运动。西潮的汹涌东进，将一批仁人志士激活，从而也给停滞不前的老大帝国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尤其是以《新青年》为主战场的新文化先驱，将“赛先生”和“德先生”高高擎起，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之路。这里，我们摭拾了“科学”这样一位“势”与“锐”皆不可挡的“先生”，作为我们纪念这场影响旷日持久之思潮的切口，以此反思发生在百年前那场运动的得与失。具体说来，我们又以“赛先生”遇见“缪斯”的情境和神态为出发点，以此寻求他们各自早已应有的归宿。
“科学”舶来中国是近代的事情，但“赛先生”的大红大紫还是要从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新青年》说起。1915年9月，“赛先生”强势进驻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青年杂志》。以其当年的如日中天的名头来看，堪与今天青年挂在嘴边的“猛男”“超女”比肩，而且丝毫不逊于他或她们的时尚、华丽与光鲜。胡适的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后的一个总结性发言足以佐证“赛先生”当时的气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赛先生”以其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无可取代的权威性、横刀夺马的果敢性闪亮登场、咄咄逼人。原来，这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有着十分自信的“科学”依据：西方的文明和进步来自“赛先生”，而中国的愚昧、滞后、落伍统统都可以归结为缺少这位先生的指引。若要救亡图存，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与人格，最终完成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必须请进这位“先生”。一时间，“五四”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时所怀抱的深沉使命感、义务感、责任感统统压在了“赛先生”身上，用一句当下的流行歌词即是：“所有问题都（让他）自己扛”。20世纪以降，“科学”已经成为理性的代名词、文明的同义语、进步的亲兄弟。伴随着科学理性的持续启蒙，从蒙昧中觉醒的人们逐渐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的形式接受下来。科学的经验原则转变成经验公理：任何信念如未被科学证实便不值得尊重，科学方法是达到真理的唯一方法。科学成为重估人间一切价值的权威性标准和判据，承受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重。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言之谆谆地告诫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更为煽情点火、危言耸听的“科学”道理还在于：“现在世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国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克林德碑》，《新青年》）非黑即白，何去何从？在这样一个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逻辑下，越来越多的“新青年”成为科学的拥趸，逐渐形成了一种非我莫属的唯科学主义思维定势。
不言而喻，“新青年派”对“科学”的崇拜源自于“科学”万能的“救世”执迷。这一知识群体的趋同心理奠定在唯其是尊的逻辑上：“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这里，陈独秀不但有将自己的信仰推崇为偶像的倾向，而且这位素来反对偶像的破坏者竟然有将“赛先生”拿来充当挡箭牌和护身符的嫌疑。这时的“赛先生”俨然是一尊“赛菩萨”，用来遮风挡雨不说，还得寸进尺地华丽转身：“赛先生”就是进步、理性、光明的化身，我们则是“赛先生”的天使代言人，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能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救世主“赛先生”。另一位“科学”代言人胡适也对“赛先生”采取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姿态，他对“赛先生”方法、能力、作用的夸大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步：“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而“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的一切束缚”，最关键的理由还在这里，“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科学的普世价值在这里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叱咤风云的气势冲刷出了一条唯科学主义的阳关大道。借道下坡，“唯科学主义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人文科学之独立价值
如上所述，“赛先生”的走红，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陈独秀、胡适以及“新青年派”知识同仁。走进“五四”的舆论世界，我们不能不感叹他们作为“经纪人”的推销水平。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超常规、超水平造势能力的发挥又是以无视人文学科自身价值为代价的。本来，感悟、直觉、情感、信仰这些具有精神性的质地都是人文学科的禀性，尤其是东方文化之中庸、仁道、内敛、博雅等淑世底蕴，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但是，这一切在新文化的倡导者看来却是一文不值，甚至还情绪化地“踏上一只脚”。而这一切又是在以唯科学是从的心态下发生流变的：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伦理、美学等艺术、信仰之类的“玄想”都是“丑恶病态的”，包括语言、文字以及由此写成的“国故”、“纸堆”都是应该灭亡的“臭东西”，因为它们统统属于虚幻的、无头绪、没条理、不系统的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面相。这一非此即彼、取一去一的科学独尊倡导者吴稚晖自然也就成了《新青年》主撰推崇的“国民之楷模，吾辈之师资”（陈独秀：《青年与工具•独秀谨识》，《新青年》2卷2号）。
基于同一个调门，陈独秀、胡适领衔的“新青年派”围绕科学的主旋律高调共吟“同一首歌”。对潮流的趋之若鹜使“赛先生”在中国出尽风头、赚足了新青年们的眼球。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对文学、美术、哲学等人文科学之独立价值不无体认的同仁也为“科学”的强势来头所绑架：《新青年》创刊伊始，同仁在关于文学、美术“自身独立之价值”的通信讨论中还时不时发出“质之足下，以为如何”诘问，但最终还是经不住胡适之对传统“文胜质”弊端诟病的轮番轰炸，在以“内行”充作“外行”的懵懂中明知故犯、渐行渐远，最终拜倒在“赛先生”门下：将所有违科学规则的诸如‘‘旧文学”‘‘旧道德”‘‘旧伦理”‘‘旧宗教”‘‘旧艺术”统统打入冷宫。
在陈独秀那里，中国的一切文化属于“想象的”“虚文的”“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因此决意要“以科学代替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2卷5号）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将传统的人文学术连根拔起：“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新“新青年”傅斯年的感叹与老“新青年”如出一辙：“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15日）或许正因为被导师们领上了科学这股道，傅斯年甚至以哲学“衡以为空虚之府”之弊，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将哲学置入理科：“今学生所以主张哲学门应归于理科者，不仅按名求实，以为哲学不应被文科之名也，实缘哲学入之文科，众多误会，因之以生；若改入理科，则大众对之，观念顿异，然后谋哲学与理科诸门课程上之联络。”（《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于文科之流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8日）
所谓的“空谈”“浮泛”“发昏”“梦话”等词语，无一不是科学惹的祸。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对彼岸并非只是“唯物”的辩护，归根结底还是对“科学知识的积累”之全能的认定。言下之意，“赛先生”不但结出了“物质”文明之果，也开出了“精神”文明之花。此情此景，不但习以为常的语言文字要改良为经济的、简介的、高效的、明白的科学化书写体，而且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人生观都要脱胎换骨，引“科学”的激素注入身心。显而易见，“科学”“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创造的智慧’的机会。”（《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下之意，连人生观都能由此受孕的科学还有什么不能？那文学、哲学、伦理等还在话下吗？一言以蔽之，它能造就最新最美的世界和人生，一切新思维、新信仰、新精神都要由此再出发。不必赘言，在人文学科中播下科学种子的同时，也种下了偏见。20世纪现代性在演进的同时，也携带着变异的基因隐隐作痛。毋庸讳言，上个世纪的病灶是以并发症形式发作的，大名鼎鼎《科学》的发起人任鸿隽不也就这样遥相呼应吗：“吾国之学术思想，偏于文学。……其变也，必归于科学。”（《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遥想当年，“缪斯”危机四伏、四面楚歌，处于时时有被“赛先生”压倒甚至吃掉的潜在险境。
如何建立各门学科合宜的次序
由于新文化的助推，人文学科在科学面前如同一只丑小鸭在“公主”面前那样自惭形秽。在人文皆下品、唯有科学高的年代，人文的主体性斯文扫地：文学、美术、音乐都渐渐失去应有的想象力。与此同时，哲学失去了抽象力，历史丧失了思辨性，伦理失去了持续性，道德沦为一片真空……。当文化科学被自然科学的方法、逻辑置换后，千年积淀而成的厚重文化很快被削平、铲除、打倒、取代，于是令人窒息的稀薄地带难以见到温良恭厚人文担当与淑世情怀。科学的超常发挥在激情与浪漫中折断了理性的翅膀。在国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一边倒、一刀切思维模式下，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市场”系统甚嚣尘上。这样的社会环境为一统天下之“唯‘新’主义”造就了合乎口味的灶台，也为文化激进主义、政治浪漫主义打造了体恤的温床，更为本应渺小、谦卑、温软的虚化灵魂之自大、刚愎、硬化提供了足够的营养。灵魂的实化让人们心中的“上帝”瞬间消失，在科学的操纵下，新思维、新信仰很快走向舍我其谁的神坛。
科学对人文的介入很容易使得“上帝”预留给“私人”的空间公共化、透明化、乌有化。心灵（上帝）的乌托邦外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帝）乌托邦，上帝之情和凯撒之事同时落在了“赛先生”篮子里。人们仰止于“赛先生”掷下的骰子。知识的不确定性一切都在“科学”的圭臬下固化为确定性的知识。形而上的灵魂系统在血淋淋的解剖刀（科学）下被拆卸、分解为支离破碎的齿轮或螺丝钉之类的易于组合、便于摆布的部件。于是，灵魂工程师之类的譬喻不绝于耳。灵魂被肢解并形成碎片本来就很瘆人，如果一再被克隆、复制、批发就更悲惨、可怕。要知道，没有人会对形而下人体标本馆“如实”存在感觉到莫名，而一旦谁要声称修建形而上的灵魂标本馆，那就是只能以“迷宫”名之了。
的确，如何建立各门学问或说学科合宜的次序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无法回避的学术命题。或许，科学的公理从来就无法与社会的公理完全划上等号。否则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的“科学”至上之后对“赛先生”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反思：由“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正是对这样一个命题的残酷证明。进而言之，科学（Science）和Human science(人文科学）之间至少隔着“con”一层纸，因为“conscience”在“science”之外还平添了一层是非之上的“良知”涵蕴，这个人文科学的涵化过程正是自然科学所匮乏的，也是需要前者予以补正的。如此说来，Science加上作为后缀之小尾巴“ism”成为Scienceism后就失去了原汁原味的底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不能忽略人文科学的前缀“con”，也不能让自然科学“ism”之后缀狗尾续貂。当然，与“科学”每每会马失前蹄一样，人文科学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残缺，在目前它还没有强势到一言九鼎、一手遮天之前，我们也有理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