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遇到的挑战惊人相似
我们一定还能回忆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那样一个社会大潮和思想背景下，来自各方对以历史学领衔的人文学科有何用的质疑也一时间被炒得纷纷攘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郁声在1992年第6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历史有什么用？》，为历史学辩护，间接回应了那个“教授值多少钱一斤”、“历史学要不要砍掉”的时代质疑。那真是一个斯文扫地、文气大衰的时代。读书人的底气将要被这个“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的时代风气碾压得灰飞烟灭，一时有苟延残喘、窒息晕倒的虚幻感。那年春天我刚刚进入南京大学，跟随蔡少卿先生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刚入校，蔡先生将其主编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一书送给我，嘱咐我要认真研读其中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史学理论。尽管作为社会史家的他不免受到当时氛围的包围，但他却从来不曾在我们面前提及“马克”(德国货币的名称)，更不曾作为“用”的布洛赫之以身试“弹”。《历史有什么用？》是从年鉴派开山鼻祖那本《为历史学辩护》引发的再次“辩护”：“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命运的残酷。”文章开篇的辩护词已经把布洛赫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在里昂被枪杀的生不逢时给一语道破了。也许，大师浩淼心绪的通感总能跨越时空吧。但是，一种不祥之兆或者说对历史学研究的倒逼总是追逐着我们这些从业者：总是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辩护，这多少反映出处境的不妙。至少，在医学、农学等学科那里看不到这一情形。一言以蔽之，历史与历史学研究遇到的挑战惊人的相似。
不过，这类的质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有很多学者倡导历史学“经世致用”，我并不反对。但我还一贯坚持个人的私见：在什么情形下“用”与“不用”。这牵涉到一个学科内在质地所规定的性质。对任何一个学科而言，用与不用都是相对的。这就是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辩证法。对“关键时刻，文人还是有用处的”这样的观点，我多了一份担心与揪心：按照这个逻辑标准，我们若是一年四季甚至终身不遇这“关键时刻”，那么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就一文不名、一文不值了吗？几千年来，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活在“关键时刻”那个点上，不就成了生不逢时的“行尸走肉”？
历史学为何显得“百先一用”
对舞文弄墨的历史学家来说，“百用”并非招引他们靠近“关键时刻”的理由。生活在形而下的表层但却沉浸在人文深层的知识分子一直撕扯着自己的心灵世界。“关键时刻”并非常态，“百无一用”才是历史学科的本然状态。历史学家操守的“正业”或如韦伯所说的“志业”，终究还是“非关键时刻”那些被称为陈谷子烂芝麻之类、看似一地鸡毛的故纸旧文。历史学远离“非常”以及“关键”的时刻乃是一种适得其所的选择。无用是一种大用，是一种非急功近利状态的“经世”心智与精神。我曾指出，任何时候，人文学科一方面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完全脱离于现实和社会；但另一方面也要与人文学者共勉的是，问题意识还告诉我们，没有“答案”或说寻求意义乃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命题。因此，若是“霸王强上弓”式的拉郎配，弄不好会弄巧成拙(张宝明：《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对此，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一针见血地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与此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者虽然可以不以“用”为唯一的指针和圭臬，但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告诉我们，一切学说的诠释、拿来与研究都不是可有可无、把握玩味的装饰品：“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新青年》8卷2号，1920年10月1日)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国家危亡关键时刻的发声，为今天的“用”与“不用”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资源。
历史学的“用”不能总是处在箭在弦上、命悬一线的“危险时刻”，远离关键时刻并防范于未然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回到历史的“无用”或说“不用”，我们强调的是历史自身属性的求真、求益、求正。事实上，“无用”或说“不用”才能有真正的“大用”。历史学家既不是仲裁者和拍卖者，也不是预言家和煽动家。他只能证明过去，而且也只是尽可能准确地证明。对历史学而言，它可以再现过去、关注现在、映照未来，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证实现在、设计未来。历史学家可以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却不能说历史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由此锁定来时的路从一而终。历史的经验没有那么准确，更不可能那样灵验。如果说，历史与历史学家有什么能耐的话，那就是他为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要再付同样的代价或少付同样的代价提供了一个赤红带血的高压线。即是说，历史学给出的是一个以教训为栅栏，以避免为最高宗旨的消极底线。那么，作为生活在现实表层(以赛亚·柏林语)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历史学家，作为人文学科中坚的历史学这样有如此“大用”，而为何每每显得“百无一用”、平庸无为呢？这里，巴枯宁的总结算是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但历史往往却“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周作人：《问星处的豫言》，《晨报副镌》1924年7月5日)。的确，历史的价值不可高估，但也不能低估。当教训被无视的时候，也就是历史学明珠暗投、一文不名的历史时刻了。这就是历史总是扮演灰头土脸“灰姑娘”的个中原因。
正确理解历史研究的经世理念
正确理解和认识历史研究的经世理念，有利于充分发挥历史学的作用，也才不至于南辕北辙。首先，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可取代的地位不在于它和自然科学一样有着直接的服务社会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而在于它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格和思辨特性。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理论和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传统薪火相传的意义在于：不但有人文的传承，关键还在于有问题导向意识下的拓新。其次，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一向都是两个轨道上的命题。现代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很明确地将这两种选择称为大相径庭的“志业”。(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唯其如此，才会在楚河汉界中各自发挥“上帝”与“凯撒”的属性和功效。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告诫从事社会科学的工作者们：“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最后，笔者最想说的是，社会上的质疑声、象牙塔之外的舆论倒逼都不是问题的根本。唯有内部的摇摆、跟风乃至越位才是历史研究自毁长城的信号。以“问题”为导向不是以“用”为导向，对此历史学者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才不失为历史的选择。否则，历史学不是在轻率的自卑中萎缩式微，就是在盲目乐观的僭越中马失前蹄。
及此，认定历史学“无用之大用”的定位，乃是根据其自身特点而设计的道义担当。说其无用，倒不失为一种减少跟风、远离干预，因“科”制宜、“节能减排”的本体化选择。进一步说，历史学的“用”是消极、否定、免于(被用)意义上的“用”，而非积极、肯定、主动(请缨)意义上的“用”。这一点，与赛亚·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有几分相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的被边缘未尝不是一个进退自如、乘势而为的学术生态，历史学家大可不必为此杞忧自扰。由此，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使命与担当才不会进退失据，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中国梦才有了具有软实力意义的脚手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