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科学技术存在诸多自信乃至自负的当代社会，我的演讲题目应明确地说出，这就是：人文失去自信力了吗？对人文学科而言，自负不是它的禀性。在很多情况下，人文是低调、谦逊与示弱的。对此，我发表过“人文：只有底线没有上线”的文章，也曾提出“人文启示：示威还是示弱”的论述，同时还对人文与生俱来都不甚“良好”的自我感，或总是一副弱不禁风、自扫斯文的无能、无用姿态做过一番表述。一言以蔽之，长期以来人文学科的软肋让其难与姊妹学科平起平坐。这个软肋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人文学科本真和硬核的麻木不仁。未来的时段，人文还会继续悲催下去。这是我多年的观察，也是近期不断思考的结论。所以只有正视人文自己的本来面目和质的规定性才有可能走出窘境或误区。
人文学科的自卑，乃是与其他学科相比自己觉得无能、无用。我们耳熟能详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这一习惯性思维的折射。学以致用是我们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而恰恰是以文、史、哲、艺术、伦理、宗教为主体的人文投错了学胎。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理念舶来中国以后，浓眉大眼的人文就相形见绌，甚至自惭形秽了。于是，近代以来人文学每况愈下，每每陷入斯文扫地的尴尬困境。这是我们今天与诸君讨论的主题。
一 能否跳出过去的掌心？
如何走出这个误区？我认为，首先应在思维方式与认知理念上改弦更张：人文学科不能与其他学科比“用”的多少或强弱。从实用性而言，人文科学应该是示弱的。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科相比，我们首先要亮出底牌：“无用”。要知道，只有敢于承认人文学科缺乏实用性，才能真正体现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性。
人文学科也曾长期陷于繁琐的学科评估之中。其中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指标，都是需要重点填写的内容，填表人也不得不撰写上一段不伦不类的“用途”或“功能”。其实，这些都是枉费心思的一厢情愿。人文学科本来就是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学问，它无法用物质、技术或者“功能”“用途”等衡量。陈春生教授曾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思想的发明要比知识的创造重要得多。思想的发明是人文学科的根本追求。人文学科不会给你很多实用性的知识，但是它提出的思想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为人们对世界看法的不同，他们面对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结果，世界也随着改变了。”历史证明，每一次人类的重大变革，都是以思想启蒙为开端。人类思想的启蒙与传播，是指引、传承、延续人类精神最具价值的文明火焰，却很难用实用性的物品展示或工具相互传递，抑或说一旦物化就会异化。例如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中，严复等人即是将科学、人文作为“工具”来“学”以致用。所以如果我们非要强调人文学科的实用性，说得好听些是自作多情，说得难听则是画蛇添足或多此一举。
这样物化、表象的评价标准，迎合了现代社会的功利目的，降低了人文研究的长期价值，伤害了人文学者的自尊与情怀，不要说实现人文学科的振兴，不走向式微就算三生有幸了。所以，在此我提出“人文失去自信力”这一问题。而该问题，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中的经典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要知道，这篇文章除说到“自信力”，还说到“他信力”，尤其是谈到与前面论题息息相关的中心话语：“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说得严重些，当下的中国人文学者正在有意无意地发展着“自欺力”。对人文学科之“用”的硬撑，其实不是在逞能就是在自欺。
“自欺”的结果必然“欺人”。如果说人文学科有软肋，那就是它因失去自我底色而导致的不自信。这实际是一种心理浮躁之心态反应，其结果往往在于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从守成意义上，呵护并守护本学科领地的本色，不使其马失前蹄方为上策。学科的禀性（内涵）与边界（外延）有着与生俱来的规定性，任意涂抹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古及今，人文多关注个体内修而非外求，而人文价值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内心体验、自我满足或群体认同，这多无法物化或量化呈现。《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所言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状态，不是倡导清贫与清高，而是用简朴的生活凸显人文精神给贤人内心带来的富足。在此，我们可以以一个理论与一个实际的例子作为佐证。其一是，宋儒张载那句人文之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语录中》）这一人生理想和道德诉求，千百年来传送不已。如果我们再问一句其应用性如何，那就只能以“公道自在人心”来回答了。西方哲学家康德关于道德律令的箴言，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述人文虽软弱但有风骨的含义吗？道德是用来自律的，不是用来责人的。这句话道出了人文学科的格调和禀赋，同时也道出了与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其二是学科自我认同的意义。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曾有“工业为父教育为母”之语，同样是对不同类型职业富有见地的判断。如果从事教育的人一心钻到钱眼里，处处讲经济效益，那样的教育只能“如扶醉人”；反之，如果做实业的人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那同样只能破产倒闭。“文革”期间我们一度讲求平等，一副将平等进行到底的姿态。后来以至于不顾男女性别差异，为讲平等而平等，势必走向适得其反的结局。要知道，男女平等不是建立在压制、争夺乃至鞭挞和侮辱对方权利的基础上，而必须是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无差别的平等，恰恰是对个体特性和特色的不尊重和不敬畏。桔子和苹果两个树的生长气候不一样，君子兰和橘子树生活的环境和土壤不同，若是要求其温度、土壤、水分供应都一样，不是动机不纯就是好心好心办坏事的过分的“恶平等”。
无独有偶，忽视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性质差异，就是前文所谈的那种不尊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不自尊开始的。所谓祸起萧墙，说的就是这一情形。换句话说，人文学科的“尽折腰”全怨我们自己。
二 人文关怀不能忽略人性关怀
人文的内涵、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人文学科的处境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因此这里除讲人文的“无用”之外，还想重点讲讲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人文关怀与人性关怀之关系。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说中国士人在承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展现的主角意识特别强。在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斯文在兹”、“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表现的特别充分。这一点，从孔子的“文不在兹乎”的无疑而问中已经暴露无遗。就连李白这样的诗人也会发出“吾辈岂是蓬蒿人”的惊天动地之语，这也就难怪杜甫发出这样的感慨了：“飞扬跋扈为谁雄？”
应该说，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的这一人文传统很难用好与不好一刀两断。但是，这一传统的存在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即是说，经世致用、学以致用从来都是士人的情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时代讲求的无非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将学问和道德集于一身的举子们，乃是看到了有“黄金屋”、“颜如玉”在频频招手。
只要稍稍对我们的传统做回顾就不难发现，我们老祖宗那里的“内圣外王”思维模式也是强势有余的，也可说是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堪称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已经把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的概括。而且，“道”是第一位，“业”是第二位。在所有“内化于心”的学问中，良知这一具有善意的人伦取向构成第一价值归宿。孔子、孟子不用说，后来的大儒诸如王阳明、陆九渊也莫不如是。“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的士人理想和志趣从来都是在“斯文在兹”的心态背景下展开。至于经世理想能否落到实处，并非士人所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有没有这样的情怀和关怀。与其说中国的人文关怀是经世，毋宁说乃是地地道道的淑世。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的人文不是以知识的根本旨归作为目的，而是以一种伦理（政治）为大原的逻辑起点。我们会发现，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即使是思想先驱在论及“德先生”、“赛先生”这些具有时代性的概念时，也还是以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知识、科学这些理性化的元素被作为伦理的硬核填充到内圣外王的皮囊中。以至于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中还是落入了“内圣外王”的窠臼。这种思维模式很难打破。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尽入吾囊而设计的。我的“内圣”之筐什么都可以装进来，而且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必须看到，中国的人文路径就是走着这样一个“经世（致用）”的路径。这也是人文学者何以被边缘化后，就会叫苦连天、耿耿于怀并想方设法改变现状的根本所在。尤其是1905年科举考试被取消后，西风一夜之间将读书之人的黄粱美梦吹破。从中心到边缘的落差一下子将人文知识分子从天堂打入地狱。于是，在边缘挣扎、呼喊并期待东山再起的诉求从来没有中断过。如何能“用”、被“用”、重“用”便成为人文学者念念不忘的救命稻草。这也是直到今日人文学言必称“用”的原因。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寻求富强”的心路历程来看，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等西方价值元素，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不是作为“工具”来“学”以致用的。回到新文化运动知识群体那里，将文学功能的无限放大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众所周知鲁迅“幻灯片事件”之后的华丽转身。在这个被称道了一百年有余的故事背后，其实蕴含的是一把辛酸泪的心路：医学并非紧要的事，而改造国民性乃是当务之急。同时代的李大钊、陈独秀又何不如此？李大钊介绍文学家托尔斯泰并非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艺术性高、美学价值不同凡响，根本着眼点还在于“彼生于专制国中……扶弱摧强，知劳动之所为神圣。”更为关键的是，托氏“为文字字皆含血泪”。凡此种种，恰与其早期思想一脉相承。早在1917年底，李大钊就曾呼吁为“阶级制度之不良”的“文豪”出现。求成心切，他连“文豪”的本职都可以不要，希望他们个个都像杰尔邦德士一样，“少年投笔，荷戈从军，”要么爆发出令人不敢想象的特异功能：“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同是个人深藏的政治动机作崇，他与《文学革命论》中所要攻克的“苟偷庸懦”、“畏革命如蛇蝎”之国民一反一正，互为补充。而问题在于，这个当务之急是否真像当事人所说的那样，国民性的改造这一人文话题能立竿见影。
国民性，这是一个涉及到民族性和普适性的人文命题。在前者，这是文化传统塑造的人；在后者，这是一个关切人性的问题。人类文明进步千年，但人性却没有多少改善。充满善意的人类却时刻被“恶”缠绕，甚至吸引。既然恶这么吸引我们，如果将人类进步和文明完全寄托于人文上并让其超负荷运转，那就是错掷了骰子。要知道，人文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法治文明的理论基础。在“用”的意义上，作为“用”法——依法治国——方是文明的正道。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往往马失前蹄，尽管将“民主”、“科学”高高擎起，但始终离法治之路相距甚远。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人文不能承受之重。
三 人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诠释“善”的世界
我一直认为，科学和人文是有共同的诉求的。我甚至这样说过，人文和科学是情同手足的兄妹之类的话。但是两者在“同根”之外，也有根本的分属。就真善美三者的诉求而言，两者都孜孜以求。但科学的求“真”占第一位，人文求“善”则是第一位。美，则是根据两个不同情形的附加题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是中西人文关照下的共同逻辑起点，即是：道德和学问紧紧捆绑。
关于道德学问的近亲关系，在韩愈那里能够找到依据：“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者”应该是最有文化的人。这个文化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知识分子。评判知识分子水准高低的标准是什么？是看他能否将“道”放在第一位，然后是才是“业”怎么样。至于你能不能“解惑”则是退而求其次的事情。很显然，从孔老夫子和孟夫子算起，这种以伦常为硬核的思维模式就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作为一种固化的超稳定结构驻留在我们心里。“天地君亲师”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就是最大的学问。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上学，评价邻家孩子聪明不聪明、长大有没有出息的首要标准就是你的叙辈能力。
其实，这一思维方式从古希腊开始就已经成为心理定势。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将知识等于美德。于是，“知识即美德”、“短见即缺德”的观念不胫而走。
不过，虽说中西文明在道德学问的人文理念上有着共有思维模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它们同途殊归的发展路径。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人文关怀，成为积极入世的思想先导，那么我们看到西方道德学问则呈现出知归知、行归行的学术理念。知归知讲的是寻求真知的美好理念，有点类似中国的那句“朝闻道夕死可矣”。知道、理解、掌握了，也就不那么遗憾，至于（替天）行道自有来者，不如中国的“知行”必须“合一”。进一步说，即使我知道了，也没有再迈出“货于帝王家”一步的念头。
在这个为“知”求“善”背后，隐匿着说不尽的故事。出于求索的情趣，哲学家可以在国王千军万马的铁蹄下从容不迫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亚历山大也不禁肃然起敬：“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则是：“有的，那就是——靠边站，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即使我有身怀绝技、经纶满腹，我还是我——一个狗儿一般生活的我。不但人文学者是这样淡定从容——不求被用。而且即使带有自然底色的数学家们，也对“用”麻木不仁甚至坚决抵制。据说一位青年带着几分谋生的目的在欧几里得面前质询学习几何的用处，结果被老师骂的狗血喷头：“给他两个钱，赶紧让他走，居然想跟我学有用之学，谁不知道我的学问是完全无用的。”追根溯源，古希腊的人文就是科学。反过来说一样，科学就是人文。在今天，这一点还有朝花夕拾的必要。所以与人文学科类似，不仅是几何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等自然科学同样面临着是否有用的现实性追问。所以我认为从人类探求知识的根本目的或从学术研究的根源而言，科学的求“真”是占第一位的，人文的求“善”则是第一位的。为求知而求知，这是一种自由的气质和天性，也是人文和科学的异曲同工之处。
我是一个人文学科出身的人，对文史哲都有一点爱好。对未来人文与科学的发展我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的判断，更没有高瞻远瞩的设计，但有一点却可以在这里与诸位共勉：过分标榜自己的“用”或者过分强调自己的“用”，本身就是对自我成长的一种伤害。这好比“病梅馆”的“梅”一样。如果进一步聚焦，如同两样东西让康德充满敬意一样，爱默生对两样东西的痛恨很是可以解释人文的要义——“有两件事我最憎恶：没有信仰的博才多学与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这里的“憎恨”其实是对自大狂的排斥。苏格拉底那句话则说得更为人文：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是那么的无知。鲁迅曾经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说成是“瞒和骗的历史”。的确，与其说文明，毋宁说野蛮构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真相。事实上，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或者是自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恶”就被捆绑到了人类自身上。“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也就成为一个人文的伦理命题被追问。的确，人类的时间简史可以长篇累牍，人文改善素质的说法也可以经久不衰，但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却从未改变或走远。在这个层面上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高估人文的力量。人文的自律和他律基础不言而喻，然而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恶的发生。由此而论，人文精神与其在高调的“关怀”上做文章，不如去低调的审视自己的无知、无能乃至无用：找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当下谈论历史有什么用、人文有什么用的文章已经很多。有的即使是用“无用的人文”做标题还是要在后面缀上“有什么用”的追问。要知道，即使是在西方著名的大学校长那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化不开的情结。2018年9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曾发表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罗纳德·丹尼尔斯写给该校学生的一封信。在言之凿凿的规劝背后，其实掩饰不住一颗人文底气不足与脆弱的内心：“最近的研究表明，那些有人文学科学位的人，在工作场所发展得很快，他们的就业率低，但工作满意度很高。而且，持有人文学科学位的人，和商学、工程、医学院的学生的平均中位收入之间的差距，也会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小。”不难看出，同很多中国学者一样，这一论断难以跳出“用于不用”的思维窠臼。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笔者认同的那句话——“自苏格拉底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在颂扬人文教育鼓励公民过经过审视的生活。它培养了批判的思维、反思、同情和宽容，而在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极其有用的”这句话背后，也还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暴露出以“有用”、“获益”为立足点品评人文学科。看来，“用与不用”已经构成人文最大的牵挂。这也恰恰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乏底气。在我看来，只有人文学敢于承认并宣布自己的无用，人文学者才算有勇气和底气。舍此，人文学只能在别人的白眼中眉眼低垂、自悼自怜。因此，本人无非是想说，与其追去“用”，不如坐等水到渠成的“无用之用”。这对人文学科尤其如此。或许，只有人文学科的学者有一份理直气壮的“无用”自信，才可能有人文学科的茁长与繁荣。
上面已经说过，在“用”与“不用”上，无论是古代士人情怀还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怀，我们都很难用优劣或说好坏来一言以蔽之。这也是本节小标题所昭示的——人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诠释人或者世界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外文明史上的例子举不胜举。孔子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现代中国的鲁迅则有“十四年的读经”，前者是姜太公式的“志于道”，后者则是清规戒律下的“只读（圣贤书）”。在西方，本来只是和老师一起仰慕沉思生活的柏拉图也总是暴露出自己“忍不住”的关怀：他公元前368年带着“哲学王”的梦想去叙拉古就是一次活生生例子。他之后的受挫正应验了其导师“爱向往的是善，但也会无意间沦为‘恶’的帮凶。”因为，毕竟是“无意”的，所以我们难以判定。尽管不能充当审判官，但是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却有责任去审视“内圣”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并解释这个世界。鉴于“改造”这个“世界”已经屡试不爽，我们有必要做一次回头是岸的调整，而这一切都必须从人性关怀上开始：避免爱欲的癫狂与幸福的癫狂，为法治的实践建构一个厚实的理论基础。
四 人文学的价值与出路：回归人文学科本真
这里，人文的基调可以说是中和、规约、宽厚的。人文并不以高调、自负、武断，而获得骂名甚至是恶名。走这样一条路，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同时会走向死胡同。但是，诸君不免还要问：人文的底气或说自信究竟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呢？
对此，我以为还是要回到对人文学科的定位和认知上。当下，人文学科的（the Humanities）边缘化可以用每况愈下来表述。为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辩护之声不绝于耳。但是每每以卵击石、自寻其辱。究其根本，我们对人文学科的认知还是不得要领。人文学科即使“有用”也不可能如同自然科学尤其是技术科学那样“实用”。在我看来，它乃是从良知发生演绎出来的心灵之功（Meanings and Values）。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都是“体验”之下的感同身受。这个体验主要是心灵的辐射与互动。在人文教育上，我们说过不少以一颗心灵点燃另一颗心灵的话，也说过“摇晃”之类的话，但这里笔者更倾向于撞击这个表达。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以人文学科拥有“智慧”自居。这样，无异于拿自己的“短板”和自然科学比高低。如果说思辨、反省、批判、慎思这些具有心灵之约的元素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其它学科无法比拟的长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好、播种好。如果与其他学科比较，乃至“班门弄斧”，不但弄不了斧，还有可能削足适履。今天那些对所谓的大数据、定量化、公式化等“新文科”要素的随意添加，很多时候充满了对所谓人文学科振兴的盲目乐观。“有病乱求医”说的即是这一情形。在病灶不明的情况下乱开处方，结果可想而知。
人文学科的无用从另一个方面说，它是追求真理与自由的“纯粹”世界。过去我们所说的“应用”价值之类的话语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在当下，我们不能再讳疾忌医。只有勇敢并真诚的面对，才能使人文学科回到它应有的状态。
首先，我们要在孤独世界中耐住寂寞。庄子之所以让人由敬生爱，因为他活出了耐得住寂寞的样子。这个样子孤独得出众、孤独得卓异、孤独到如同栽种在每一个人心灵中纯净、纯粹的一棵月亮树。
其次，我们的“无”中生有，乃是让知识、真理、自由这些人文诉求了无挂碍到赤裸裸。“Still water run deep”这句话也道出了人文的真意。我们挂在嘴边的“诗和远方”这句最具人文关怀的话需要这个前提。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这些话看起来是躲进象牙塔和实验室里的书生之见，其实它最具人文性。当年傅斯年、吴定良、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庄严承诺”，那就是不以“注重实际问题”而违反“纯粹学术”立场，也道出了人文的风骨和本真。
再次，人文追求的是永恒（正确）。为了这个目标，人文学者的底线则是宁可述说并研究无用的“废话”，也不去附庸违反真理的假话、大话、空话。古希腊思想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那就是我们总是生活在遗忘和遮蔽之中。即是说，我们的生活是有条件的，但我们却习以为常且不以为然。要知道，只有通过这些“条件”，我们才得以成为真正的人类，区别于无人文的动物。历史性、记忆性、偶然性这些特点一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凡此种种，都促使我们去追问我们何以如此，世界何以这般。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系列追问的逻辑诠释。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事关人类自身的尊严问题。帕斯卡尔说过，人类所有的尊严在于思想。我们今天这里，不再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诠释。但是有一点却不能不重申：我们可以与动物一样无法选择出生，也有和动物一样的本能——“以食为天”。即是说出生的偶然性与死亡的无法抗拒性以及吃饭的必要性，都是本能需要或说宿命。但是必须看到，人特有的历史性、记忆性和向死而生的特质却是动物无法相提并论的。这里没有时间展开，至少可以这样简单地说，这些都是尊严的必需品：我们无法选择有尊严的“出”（生），但我们却可以选择有尊严的“入”（死）。《论语·卫灵公》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告子上》则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亦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影响深远。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末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多少志士仁人皆以“成仁”和“取义”为人生目标，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国家尊严与民族大义慨然赴死。人类哲学史上的“向死而生”的命题正是为尊严而设置的。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从出生到死亡，无时无刻不在书写着自我严正的“尊严”自传，正是这些自传汇集成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否则，一切皆空。担负该担负的，而不是将担负变成负担。这，或许就是人文学的价值和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