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领域的问学使我常常感到既疲惫又无奈。究竟风该在哪一个方向上吹？自己追求、向往、诉诸的精神世界常常被另一个自我严厉的考问着，于是就形成了困惑、反思和新一轮的追问。不过，还是一如自己表达过的，自己只是想为人文精神的传承做一点应尽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工作：
人文学科的意义我可以用一句通俗歌曲的造句来表达：“请让我来关心你，就像关心我们自己。”人文学科中的文、史、哲都以“人”为研究对象，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学。文化是用来“化”人的，不然就失去了传承的意义。道德不是用来责人的，而是用来律己的。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社会担当、人文情怀、道义精神的形象代言人。而这一切又需要通过外化来实现，绝不能单靠口头的高调理想和完美的空壳表述左右逢源。这是我们20世纪的教训，更是人类文明史上难得遗产的残酷证明。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这个小册子不一定能充分表达我的意念，但它至少还是一种良知的证明。不过，按照本人所说的，这个证明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办法，也是最为确切的办法：那就是——外化。我愿意和更多的知识分子一起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事实上，这么多年的困惑、挣扎、两难都是在吃力地做着这样一件事——点点滴滴地做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张宝明：《20世纪：我们的教训》，《20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上面的问学理念可以说构成了自己精神诉求的一贯旨归。人文情怀是一种体验之知，人文精神是一种思想风骨，因此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传统的，总是与文化启蒙与思想创新保持着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为人类的自由呐喊，为人类的心灵张目，为人类的福祉寻觅，千言万话汇成一个字:“人”。于是我们看到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批判、每一篇写作无不围绕着个人的命运展开并刷新，思想史上的每一次论争、每一个文本的出现又无不渗透着人类的何去何从并有所创新。凡此种种，都是人文知识分子这些人文精神的载体在无穷的困惑中做出的艰难选择。
人文学者的命运是在困惑、两难、尴尬乃至血雨腥风中一瘸一拐地前行的，他们秉负的社会良知以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丝毫不亚于也不应亚于枪林弾雨中“形而下”的战争，只是他们面对社会、个人以及自我时心灵的撞击是一场场“形而上”的煎熬而已，这也是“长征”，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长征。人类诞生以来的思想文化之长征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复杂，正应了这样一个抽象的“事实”。比起有形的、直观的、可视的火并，心灵的无形、抽象、“纸谈”并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惨烈。
的确，道义担当的品格乃是知识分子最为基本的人文精神，也就是李大钊曾说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许，这个年代的我们没有成为“铁肩”的环境，但“和平”年代的“肉肩”并不比“战争”年代来的轻松。我常拿我的一篇小文中的一段话自勉：
知识分子拒绝平庸与无聊的前提必须具备“热情”、“怀疑”与“担当”这6个字。可能，生活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具有热情与怀疑心绪的并不乏其人，问題的关键在逐渐浮出：不要说用“铁肩”，即使是用“肉肩”担当（道义）的人又有几何？（张宝明：《学术良知比启蒙本身更重要》，《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
其实，这里并没有硬要比出“铁肩”和“肉肩”高下的意思，因为时代的环境不同，硬要把好端端的器具砸碎“大炼钢铁”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得不偿失的。我只是想说，人文学要走的就是一条有感知并有良知、有担当并有坚守的思想幽径。
论及人文学和人文知识分子，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说明。一是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必然与人文学的要求相匹配，换句话说，本来是应该匹配或说成正比的，但往往事与愿违。这也告诉我们：人文精神不能简单等同于文人精神，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就是人文精神的守望者，学术的功底或说学问的高深与人文精神没有直接的关系。鲁迅有言“文人无行”。文人只是知识的载体，但不一定是人文精神的承担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精神与知识的积淀和专业化的深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人文精神与知识积累不成正比。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知识、教化、德性积淀的历史，人文精神的造就和培养也是一个逐渐涵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越多人文关怀就越丰厚。一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很可能沦落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帮凶。在正义的守成上，如果丧失心灵中那块神圣的精神绿洲，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就毫无杜会良知的底色可言，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家都有马失前蹄的教训。
人文学诉诸的人文精神还告诉我们第二个问题：人文精神在并不一定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学养绝対成正比的同时，还告诉我们，人文情怀并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也就是说，非人文学专业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同样可以是人文关杯的承担者、人文性情的张扬者、人文精神的殉道者。如果说今天对人文学者身价的判断多集中于“学问”高低和“专业”水准，而不是注重其人文情怀的“外化”程度（这也是人文精神在人文学者身上失落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说，人文知识分子之外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则为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良心谱添加了很多可资纳新的资源。然而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人文精神的培养、造就与担当是知识分子使命的首选，但又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有很多人的学问不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学过文学、史学、哲学，照样有担当，有人文精神，你一旦受到专业科班训练，那么，你就要培养人文精神的道义担当，失去这一点，也就失去了自己特定的社会角色，从而也就销声匿迹，没有了地位。现在人文知识分子没人看重了。最近我曾看了一篇名为《知识分子还能感动中国吗？》的文章，这个标题上的一句话就问得好！文中说的知识分子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其中作者谈到他与南京大学老校长董健教授的对话，像院士袁隆平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获了500万奖金，而且被评选为感动中国的人选；河南的一个小伙子在青岛舍身救人，感动了中国。然而这十大人选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们扪心自问：人文知识分子还能感动中国吗？我们要考问自己的良心，假如要感动，我们凭什么感动中国？你要拿自己的人格去担当，要拿自我信仰的人文精神去造就，你要在社会面前站直了说话！布鲁诺和哥白尼敢于持真理、说真话、守正义，那是人文精神的底线，也是强度的人文精神！
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我力求打破学科界限并从人文学的问题意识出发来阐释并守护着一方人文精神的绿洲。此前，笔者曾经写下这样的心声：
一切历史都是现在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再现过去不是为过去而过去，回眸过去，是为了关照现在，映照未来。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的论文写作，就是为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演进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脚。我是想在死亡的历史废墟上营造一方生命的绿洲。（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导言》，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
这也是笔者倡导并走向人文性的初衷。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构成了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自我追问。知识分子能不能感动中国关键在于看他能否朝着公众的社会（角色）期待挺进，知识的多寡与深厚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信不信不由你”的定律在这里：字里行间跳动的人文学音符才是思想史行当的学者撩人心扉的天籁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