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旧制度、旧社会宣战，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1917年1月，蔡元培手持教育部一纸公文将陈独秀引进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同时进京。得益于教授云集之北大的调养、滋补，《新青年》借此“发迹”，成为“金字招牌”。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那本4卷3号杂志上的一个广而告之信息，可谓激发了当年读者无穷的想象力：“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微言”，但其中蕴含的“大义”却非同小可。这表明《新青年》杂志已经从捉襟见肘的“稿荒”走到门庭若市的“稿稠”时段，文科学长在一班教授们的鼓噪下有了“不另购稿”及“轮流编辑”的底气与从容。有着不同知识背景和思想谱系的同仁，本着求同存异的开放心态，在现代性演进的关键词上共唱“同一首歌”，《新青年》正式成为同仁刊物，“新青年”阵营也就此形成。
然而，在《新青年》创刊初期可谓门可罗雀，陈独秀为了留住青年才俊胡适，同时也为了招揽其他人才，便与胡适达成了“不谈政治”的“求同”之约。胡适曾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为表诚意，陈独秀还在创刊号上流露了自己的谦让：“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但是，作为一个参过政、革过命的老革命党人，陈独秀一开始创办《新青年》时，就抱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割舍不断的政治情怀使得他一直保持着与时代俱进的鲜明特征。《新青年》上的言论时时显示出主编的言不由衷。一遇到机会，主编就会不失时机地将初心见缝插针于自己的领地：“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1918年7月陈独秀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即是主编“食言”的信号。对于陈独秀“食言”的做法，胡适从一开始就颇有微词。要知道，“民国六年”的“理想”也只是陈独秀对于胡适的主张以退为进而已。换言之，那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主编之权宜之计而已。应该看到，《新青年》杂志上两种编辑方针或说走势一直颉颃对抗。陈独秀曾煞费苦心地与“政治”周旋，他在“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中借新闻报道的形式借题发挥、议论时政，杂志的色彩问题一直潜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站在了两列并行的平行线上。随着《新青年》政治色彩的不断染浓，“文化”与“政治”的张力愈来愈大。为了缓和同仁内部的冲突，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筹划创办了《每周评论》，专心“谈政治”。
二
1918年11月，在得到“一战”结束的消息后，陈独秀在5卷5号的《新青年》上开辟“欧战”专栏。除却李大钊、蔡元培、陶履恭“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的说辞外，接下来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的《克林德碑》、蔡元培的《欧战与哲学》以及陈达材翻译的《协约国与普鲁士政治理想之对抗》更是热情“庆祝”。
但是与众人高呼“公理战胜强权”不同，李大钊却有着深入独立的思索。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嗅觉敏感的李大钊很快将其捕捉，抱着对自由向往的兴奋，他毫不掩饰地亮出了自己“革命”的底牌：“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悲观也。”对于“一战”的胜利，李大钊认为是“庶民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在为协约国胜利击掌的同时，他的兴奋点更多的是在“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鉴于这一与同仁之间的些许差异，他更加自信且兴奋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元旦，李大钊满怀激情地迎接“新纪元”的到来：“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这时，李大钊已将“社会主义的道理”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而在1919年2月，当巴黎和会被美、英、法、日、意等五国操纵、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后，陈独秀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公式失衡，“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也沦为“威大炮”。从“公理战胜强权”到“强权战胜公理”的现实刺激，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后，所宣传的“均贫富”“制恒产”等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均平”“大同”等传统文化思想相契合，对法兰西文明顶礼膜拜的陈独秀开始将目光由“西”向“俄”转移，并且从与中国国情类似的俄国身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也被其看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自此，李大钊、陈独秀一起“铁肩担道义”。
三
1919年5月，《新青年》6卷5号的“轮值编辑”李大钊推出“马克思研究号”，《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的严密排列，已经把为劳农说话的马克思推到了最前台。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都有所介绍。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五四”过后，许多报纸的副刊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起，连续发表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应该看到，此时陈独秀、李大钊们主要还是出于学理讨论的考虑，对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比较单薄。比如“马克思研究号”在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同时，还发表了《巴枯宁传略》《老子的政治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等文章。这说明当时《新青年》同仁对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区别还处于混沌和朦胧阶段。当纯粹地用“主义”对准“主义”而对马克思所主张的一些观念进行发难时，当时马克思学说的坚持者还是无力还击的。虽然这一时期仍带有鲜明的“学说”色彩，但一个指导性的“主义”跃跃欲试。不过，此时《新青年》的“同仁”性正在逐渐蜕变成“同志”性。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发表新的宣言，最终堵死了面向资本主义的通道：“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1920年5月，《新青年》7卷6号开辟“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新青年》加速转型的一个关键性枢纽。扉页和插页上分别有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题写的“劳工神圣”“人日”以及“天下为公”等字眼，共有7位名家出手。除却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写满了北京、上海、南京、唐山、山西、长沙、江苏、芜湖、无锡等地的“劳动状况”。这些都是出自作者一手的社会调查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7卷6号的最后，还有一个《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的特别附录，将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的通告全文译出。在宣言中，俄劳农政府宣称：“凡俄国从前所获取底各种特权，以及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所设的工厂，与夫俄国官员，或牧师，或委员等，所有不受中国法庭底审判等的特权，都一律放弃。”在译文后面，还附录了“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商业救国总会”“中华实业协会”等团体，《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各报刊的言论，大家均表示了无比的欣喜之情，“如斯壮举，实足为国际史上辟一新纪元，抑亦真正平等、自由、博爱之洪钟也”，“俄国此番的通告，是希望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共同为自由而战……从今以后，应该把注意点移在对俄国问题上面”。从此，马克思主义、俄罗斯革命及其苏联社会主义等关键词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挥之不去的学术命题。
四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社”成立，《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业务经营完全以一个独立法人的形式出现，成为机关刊物的倾向已露出雏形。社长兼总编的陈独秀“谈政治”更无忌惮。《新青年》8卷1号的首篇把自己的底牌给彻底亮出来，同时也是与无政府主义歧化的宣言：“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它，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农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特设专栏“俄罗斯研究”也是由此开始的。陈独秀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追随者向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方向转变。8卷2号上的“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更是实实在在为马格斯（马克思）站台和张目。
1920年秋，陈独秀邀请陈望道入社，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同志”也相继加入。此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都已送到陈独秀手中。针对《新青年》政治色彩染浓的问题，胡适多次写信与陈独秀交涉。然而陈独秀一改前期另办《每周评论》、力求团结的做法，而是以一种外柔内刚的态度予以消极的应付。他在给胡适和高一涵的信中说：“《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随着《新青年》愈发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的宣传，胡适更加“看不过”“忍不住”，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苏俄》———引者注）的汉译本。”这里的“色彩”就是胡适所说的政治色彩，这里的“Soviet Russia”也正是他不愿看到的“赤”色氛围。作为“同仁”之间的努力可以理解，但这样的争取已经是杯水车薪。随着一个“幽灵”的舶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有着不再“徘徊”的选择。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宣传一浪高过一浪，1920年11月，崇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趁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际，随即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如果说1919年杜威的来华讲学为日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埋下了伏笔，那么此次罗素的来华则是“主义”与“主义”之辩的一个重要由头。1920年12月，学思敏锐的陈独秀收集了13篇文章和书信的主要观点，汇集起来刊登在8卷4号的《新青年》上，取名《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由是，以《新青年》和《改造》为阵地、以陈独秀和张东荪为龙头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思想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文章或书信都是由张东荪那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引发的。张东荪在内地旅行后得到的“又一教训”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内地的状态与欧洲”不同，他对“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目标盲动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定“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在他看来，国人应该从国情出发，要点滴改良，一步一个脚印地渐进发展实业。
张氏观点一出，《正报》记者“爱世”和陈望道分别针对文中不经意流露出的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治中国的结论，以对台戏的方式回应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与张东荪相对，陈独秀对“国民”性质的认定和对导引“运动”的能力踌躇满志。他对“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的张东荪说：“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或者有人一方面从事文化运动，一方面又从事社会运动，这只可以说一个人兼做两类的事，不可以说这两类事是一类。”对于这场论争，彭一湖在一篇题为《我对于张东荪和陈独秀两先生所争论的意见》中总结说：“东荪先生的根本意见，不外是先发展实业，再讲社会主义。独秀先生的根本意见，不外是想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发展实业。”彭一湖认为，社会主义如果名不副实，就会在“劫富济贫”的名誉下“大抢特抢”，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也不是不提倡的理由。因此我们对提倡不反对，但要“谨慎”，不可欺世盗名、沽名钓誉。
这次思想界的论争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多，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均参与其中。通过论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学说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论争中也得到锻炼和提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的《新青年》杂志也在同仁之间的唇枪舌战中走向“同志”式的机关刊物。
从“同仁”到“同志”，《新青年》的政治色彩不断染浓，马克思主义作为“极端主张”如同大浪潮一般势不可挡，20世纪的中国从此焕然一新。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