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美国希拉姆学院对学生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对29个专业进行重组，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这一举措堪称“新文科”教育理念的始作俑者。“一波激起千层浪”，“新文科”在中国国内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面对国际教育呈现出的这种景象，究竟如何理解“新文科”，“新文科”如何“破题”，其建设的“重点”在哪？这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一、文科的“分分合合”
周作人在1932年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讲了八次课，当时的讲稿整理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该书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国文学自古存在两种相对立的潮流，“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并且两者是此消彼长、不断循环的关系。暂且不论此观点值得商榷之处，但这却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人文学科或者假称新文科的发展情形：“此消彼长、不断循环。”近代我们强调“分科立学”，当前我们又倡导“学科融合”。这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该“分科”时要“分科”，需“融合”时则“融合”，“分”与“合”是相对的，是辩证统一的，但关键是我们不能走向极端，要恰如其分地拿捏好“分”与“合”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经学思想的笼罩下相当长时期内有着混沌未分的特点。经学包含着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各类学问。它不仅构成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统领着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分科立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学术独立”的重要性，进而质疑传统经学一元体系的知识系统框架。傅斯年将中国学术无法“深微”见著的原因归结为疆界不明：“中国思想界之病根，入于肌髓，牢不可破；混沌之性，偕之以具成，浮泛之论，因之以生衍。”（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鉴于这一认知，当科学这一分科之学舶来中国后，人文学科的趋之若鹜就有点势不可挡的意味了。
正如看到的那样，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所谓“四部”，即“经、史、子、集”。其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但毕竟和现代学科分类有较大距离。而“七科”则指“文、理、法、农、工、商、医”等现代学术门类。从1861年冯桂芬的《采西学艺》提出中国近代最早的学科分类方案到1913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门类进行原则性规定，以此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这也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的混沌不分的“博通之学”走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在看似简单的由“四”到“七”的数字变化中，其背后饱蘸的是一把辛酸泪。要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分科观念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科理念有着天壤之别。所谓“博通”，其分类的标准乃是以“人”这样一个主体以及地域这样一个方位概念来裁度一切的；所谓“专门”，则是以客观研究对象作为标准来裁定一切的。这里的“博通”也就是“通人”。进一步说，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移植与转化同时进行着。以“七科”为基本依据，“文”之外的“六科”基本属于移植范畴，而“文”之一科，则是就地打滚，做着不得不的让步——文、史、哲的独立门户。
与此同时，伴随着“分科立学”，“五四”学人还曾提倡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学科。诚如朱希祖所言：“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以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傅斯年将历史学简化为“剪刀加浆糊”的史料学。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份，1928年10月）。傅斯年甚至上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历数哲学属于文科“衡以为空虚之府”之弊，请求将哲学放入理科，“今学生所以主张哲学门应归入理科者，不仅按名求实，以为哲学不应被以文科之名也，实缘哲学入之文科，众多误会，因之以生；若改入理科，则大众对之，观念顿异，然后谋哲学与理科诸门课程上之联络。”（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于文科之流弊》，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8日）
可见，“新文科”所倡导之学科融合，早在“分科立学”之初，就已有此思想之滥觞。这里，新文科面对着两个方面过去一直没有处理好的分合“老”问题：一是“分科”的同时如何会通的问题；二是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在多大程度上算是科学的“分科”。必须看到，在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中，新旧只是相对而言，是时代某种程度再现。所谓“新文科”，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回归”加“融合”。既是对当前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学科门类“各自为战”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时代飞速发展过程中新的知识信息及其学科生长点的添加与整合。但这种“回归”和“反拨”绝不是重蹈覆辙，更不是故伎重演，“新文科”的提出，旨在通过引进新技术，促进学科融合，推动文科的改革创新，从而使得文科紧跟时代社会发展的步伐和需要，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文科”的融合一定要拿捏好“度”。如果过度融合，就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混沌之学”，也就违背了“新文科”的旨趣；如果“就地打滚”则又将陷入重蹈覆辙的窠臼。
事实上，在“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通才诉求到隔行如隔山的专家标准之间，这个张力从来没有中断过。近来的一些“复兴”尤其是“全面复兴”虽然不可与当年的“文艺复兴”同日而语，但面对沧桑与世事，新旧之间的缠绕从来就不曾中断过。要知道，近代以来的大儒们诸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等等，在经学、史学、文字学、词学、佛学与西方人文学流派中的左右逢源一再佐证了他们“一通百通”的大师姿态。那一代学人既没有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专业化教育所埋没，也没有被所谓的“分科”雨打风吹去。尽管已经是“昔日黄花”，但在今天重提文科学科和专业建设的我们眼中谁又不刮目相看？及此，笔者不禁想起当今“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与“学术型学位”(academic degree)的分立来，在这看似定位明确的“操作”上，随之而来的困惑也一直萦绕着我们。毕竟，创新（Innov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ity）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导向和课程方案还在频频招手。不然，所谓的在学科交叉点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前沿性终将成为“画饼”。
关于人文学科新不新、旧不旧的笔墨官司古今中外都不乏诉讼。这里以学衡派同人对新青年派的诘问为例足见一斑：“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所谓“新”，无非是“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4月第4期）进一步说，就情感的圣洁度而言，在《诗经》与《尝试集》之间我们能强分出高下卑贱吗？也许，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代宗师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感想颇能说明问题：“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38页，1983年）不言而喻，在“新桃”与“旧符”之间，岂能是一个“总把”了之？旧人文中孕育着新文科的未来，新人文中携带着旧人文的基因。以此类推，新旧文科之间，其谁曰不然？
二、新文科如何“破题”
不容否认，“分科立学”推动了科学研究的深入，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文科则更甚之。文科专业划分明显，学科建设目标清晰，注重专业素养的培养，注重研究领域的细化。这些情况已经愈演愈烈、甚至登峰造极。这使得文科越来越“高大上”，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于是乎，往往被“束之高阁”。
与其相对，“新文科”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的是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注重的是学科的借鉴和互补。然而，想要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融合，并非易事。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文科”。“文科”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论题，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根本不将其看作问题。然而，当前无论是学科的自我追求还是学科的评价机制，都已将文科推到“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既无法达到自然学科的严谨精密，又难以做到应用学科的实际效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学科自信”的基础上，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高度，去领悟和实践文科的真谛，勇于肯定和坚持文科的学科致思方式，以及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探讨人类本质和价值信仰的特质，处理好文科价值性和工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又要关注文科的学理性和人文性，才能引领文科新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新目标。
其次，“新文科”需要转变教育理念，致力于博雅教育。文科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价值、思想、能力、修养的“锤炼与升华”，是对个人“软实力”的“综合培养”。分科教育，却将文科人为地撕裂开来，划分成若干“条块”。这使得文科因“碎片化”而失去了“综合效应”，学生甚至由于“管中窥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价值的判断上出现“误解”和“偏差”。可见，推行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发挥不同学科对人才培养的互补促进作用，致力于培养人的广博视野、复杂思维、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真正实现“人”的教育，这才是“新文科”教育的应有之意。
再次，“新文科”需要问题导向为鹄的，瞄准交叉融合点。我们不能为了“学科融合”而去“融合学科”，不能“乱点鸳鸯谱”，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根据社会需求，找准交叉融合点，实现不同学科间的“有效联姻”，从而走出文科发展的“孤岛”，与社会融合共创。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呼唤着知识复合、创新力实践力强的新型人才，这也为这场“学科联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例如现在非常热门的“国学”“金融科技”“科技考古”“知识产权管理”“计算社会学”“现代艺术设计”等，就是成功的范例，不仅让基础学科迸发出新的生机，促进科技革命的到来，而且带动了新产业的诞生，有效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新问题。
最后，“新文科”需要有自持的矜持，不能在学科融合中失去“自我”。早在近代“分科立学”和中国文科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文科内在的人文传统精神就出现过逐渐衰落的景象。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科学主义风潮中也不能自持，已经站到了科学主义的旗下：“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载《新青年》，第3卷1号，1917年3月1日）这也是学衡派一再提醒近代学人不能“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根本原因。吴宓在译介白璧德思想时，曾经在“按语”中总结科学主义下人文传统失落的状况：“物质之学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学实业日益兴盛，而宗教道德之势力衰弱。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美］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载《学衡》，第3期，1922年3月）至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大战，更是样样“必以科学为正轨”，诸如“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的念头，动辄“厥惟科学”四个字，将科学代替“宗教”、包办“人文”、解决“人生观”问题推向了另一个极端（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论及于此，笔者想到《庄子·内篇·应帝王》中的那个关于“浑沌之死”的寓言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食听视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王先谦：《庄子集注》卷八，中华书局，第96-97页，1955年）。
前车之鉴，不可复蹈。“新文科”不能因为学科融合，而失去自我，走向“自然科学化”“工科化”的歧途，使得其内蕴的人文精神走向萎缩，失去了其关心人类价值与人类精神世界的理想和旨趣。因此，“新文科”必须坚持学科的主体性，形成“自是一家”的学术领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形成合力，共同发展。
三、新文科也要“划重点”
2020年1月，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也称“强基计划”，主要是为了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这是教育部从国家层面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注重基础人才培养的重大战略。
“根深才能叶茂，厚积才能薄发”，基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应用性”“功利化”甚嚣尘上，“有用”和“无用”成为多数人评判学科价值的重要标准。实际上，“有用”和“无用”是辩证统一的，基础学科的“无用”是大用，应用学科的“有用”必须有基础的支撑，基础才是更持久、更深厚的“内驱力”。这也正是“新文科”强调强基础的原因。
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学科的融合发展，那么强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学科融合不是学科简单的相加，而是要深度融通，取长补短，浑然一体，做到1+1>2。没有坚实的基础，学科融合就会是“空中楼阁”，“昙花一现”，难以持久，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文科的“基础”是什么？
自古以来，国人提及“人文”一词，理解或有差异，但大都溯源于《周易》中的那句卦辞：“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在古人看来，“天文”中蕴藏着王朝兴衰、帝王递嬗的秘密，而“人文”依天象所示的文明之道，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传统的用法中，“文”“道”“天”这些术语都与“心灵”“观念”“意图”“天理”以及诸如此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古代文人“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的传统学术观念，使之致力于为“文”寻找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
文科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彰显的是一种“体验之知”的学科风格。作为精神科学，文科要传达的是对于价值意义的理解与把握，而文科的方法则是如何通过对文科的研习来获得这种对于价值的体会。狄尔泰在其《人文科学导论》中论述了文科重体验的特点。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可以看到并触摸到的，依照机械的规律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而文学乃是与人的精神打交道，其对象是“有意识和愿望的，感觉着、想象着”的价值和观念，精神世界的无形与流易使得人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法］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卡西尔通过对艺术、历史知识和获取人性知识的基础分析文科的基本概念，指出文科的知识之所以是可靠的、客观有效的，不是因为它能够像自然科学逻辑一样精密地预言个人或历史事件，而是因为它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性更加深入的认识。（［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文科既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和自我的意义，又通过实践过程赋予世界以多方面的意义。研究者只有凭借个人感觉、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经验，进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进而理解生命，把握人类生活的意义。
以上或可看作是文科之“基础”。我们只有打牢基础，坚守初心，将文科的人文精神和学科风格贯穿始终，才能让“新文科”建设根深叶茂，厚积薄发。
同时，文科的“基础”更是深深植根于基础学科之中，在基础学科中我们更能感受和领悟这种人文精神和学科风格。因此，“新文科”首先要做好文科基础学科的融合，在此前提下，再去谈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我们常说“文史哲是一家”，只有让“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先打破壁垒，实现融会贯通，去培养学生的“人文通感”，才能使学生体悟文科之魅力，掌握文科之精髓。
可喜的是，“强基础”已经逐渐在各界达成共识，但还需要我们继续优化“强基础”的机制和环境，统筹协调“强基础”的顶层设计，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给予基础学科更多的支持和倾斜，赋予基础学科更多的自主权，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基础研究，在“强基础”中，让新文科“行稳致远，进而有为”。
以笔者所供职的学校而言，它和很多百年老校有着根本上的异曲同工。以文理见长，并由这个“基础强”的老本走向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当“强基础”成为新文科背景下的新的共识后，若是再进一步揭揭河南大学的老底，我们会看到这个以文科见长的学府有着与北大、清华、复旦、南大、武大、山大等等高校更多共同的底色。很多时候，当我一个人在月色下漫步的时候，也会静静地对我们百年来的新文科反思一下。回眸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范文澜、董作宾、任访秋等一代名家在河大一路走过的历程，尽管不乏“春华”与“秋实”的底气，但我们更难以忘记其中的“筚路”与“蓝缕”。在这个意义上，新文科建构的再出发就不是另起炉灶那么简单，更不是所谓简单的复兴与振兴一句标语口号式的自我激励所能成就。“承前”才能“启后”，我上面所说的“不折腾”也是这个意思。或许只有我们保持对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这一跨文理学科、黄河文明协同研究中心这一社科交叉平台、河南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这一基础交叉学科的定力与自信，并以此构建本土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文社会科学或说新文科的振兴与繁荣。近来同仁们围绕“黄河学”以及本科实验班的设计以及对高研院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驻研学者路径的探索，都是针对新文科建设所作的深入思考。当然，具体到每个学科及其每所大学，尽管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举措和章法却不好强求，或不能“一刀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采用书院制以及通读经典的宽口径做法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选择。换言之，新文科的构建与再出发有很多支点和进路，至于究竟如何设计，各家自然都是自有高招，尽可以各显神通。
四、结语
汉宋之争久矣，近世以来的中体、西用、科学、人文以及当下的学术、思想之争无不充盈着各方的博弈。我们无意于“旧文科”的剑影，也无意于“新文科”的号角，我们于此倡导的是博古通今的真学问，培育明体达用的新人才。一言以蔽之，工匠我们需要，工匠精神我们也需要。同时，博学的孔子、柏拉图，博大的老子和苏格拉底之大师我们也需要。在当今专业化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以强基固本为导向的新文科的建构势在必行。只是，不折腾的思维乃是我们理性思考的底线。
最后，我还想指出的是，“新文科”在以“新”为马的当口，还是不能忽视这样几个关系：一是新旧之分可能带来的次生问题。不言而喻，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守成与传承远比超越或说创新难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守正比创新难。对祖先馈赠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轻拿轻放、谨言慎行。二是处理好强基础（内驱力）与抢机遇（时代性——与社会接轨）的关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时代发展中的机遇无处不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机遇。为抓机遇而抓机遇不但会失去捕捉机遇的能力，而且还会因对什么是真正的机遇之判断而马失前蹄。机遇从来都是对有判断力、有捕捉力并且有应对（挑战）力而言的，否则就没有什么机遇可言。三是价值有涉与价值无涉的关系。价值无涉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指从人文学科衍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如何价值中立的问题，即我们所说的尽量客观化、数据化，避免主观的情感价值判断。这对社会科学来说虽然存在一些争论，却可以努力“春秋”它，但对以文化作为历史投影的人文学科来说，确碍难从命。它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不能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记，这是不必讳言的。
简而言之，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文科命题既有定力的问题，也有如何避免民族性的这一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文性窄化与矮化，从而走向开放的具有世界或说天下胸怀的大道的格局问题。在我者与他者、守成与创新、回归与超越之间如何筑起一道“从心所欲”的“矩线”（孔子语），这冥冥之中的“一线”是文脉，也是宿命。就此而言，那句租赁老夫子《论语·里仁》中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名言作为标题以示交加参半的心理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