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关于对人文冷遇的抱怨或说鸣不平每每见诸报端，诸如若任其萎缩社会将付出惨痛代价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些文章多数是站在人文有什么用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于是，历数甚至如数（家珍）人文在中外无能例外的功用成为这些作者的根本立足点。在笔者看来，这种按常规套路以用攻用的做法其实很不讨巧。要知道，就“用”尤其是实用或说急功近利之意义上的直接运用而言，人文学的实用寥寥。在很多时候，捉襟见肘不说，甚至连一块“襟”都难以见到，在“用”的意义上与其他学科比身手、量高低，那无疑就是以卵击石。结果的尴尬、不堪可想而知。
这里，我更想绕开“人文学是无用之用”“不是小用而是大用”老路去做一次别解。如果一定要说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如从这一学科自身与生俱来的定位或说质的规定性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在西风东渐之近代学术体系建立以前，舶来的“七科”分属一直为传统中国的“四部”所占据。所谓“四部”无非是经史子集的荟萃。而这些学术的集大成者也无非是“义理辞章考据”的操盘手。固然，我们古典中的学术谱系有不少自成体系的学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哪家哪派都难以跳出学、道、政的掌心。毕竟，中国的传统学术与政治、伦理难脱干系，这在西方古典传统当然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尤为招眼。循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那句名言“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的表述（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第一卷第六期），我们完全可以说：伦理学术也是吾华尤甚。
伦理道德，固然是人文思想中权重最大的一块，细分其中的思想脉络，古典中国的伦理思想乃是其核心中的硬核部分。在学统、道统与政统“浓得化不开”的中国，要想将任何一脉单独拎出来都难以成活。庄周老先生两千多年前讲给我们的寓言故事在今天仍散发出不朽的智慧光芒：“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这是《庄子·应帝王》中所说的一个故事，几千年来广为流传，其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它很有说道，故事生动地阐释了道家一贯的天道在先、顺应自然的中心思想。如果不顺应“天道”，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好心办坏事。其实，与道家看似格格不入的儒家之孔老先生也有异曲同工的说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是学生们逼迫老师开口说话而不得不说的一段说辞。看来，当（自然）科学一再逼迫大自然交出其秘密的时候，我们的人文科学则一直在为遵从大自然来寻找依据。对此，我们不妨说，以人文的视角看，中西方都对“天道”有所参照和比附，知识后来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天人分属。但还是要看到，对“天”的神秘和奥秘保持必要的敬畏还是中外思想家都有的人文思考。康德不就如是说吗：“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说这些，无非是对中西源头意义上的“人道”多一层共识。
回到关于人文的说道，无论“义理”“辞章”“考据”如何倚重，也不管“经史子集”怎样归依，作为其中的“道统”却是不可拆解的。毕竟“学统”和“政统”都离不开这个所谓的“天经地义”的“道”。这个道统“天之经”“地之义”，一切的学和政都离不开这根“经”的拉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各个元素一旦各自为战，那就意味着这个古典传统的分崩离析。现在看来，这个“道统”也就是人文传统的统绪。
走到这里，有必要尽快跳出来。我们说这个道统是人文的统绪，应该进一步说明其具有真、正、文三个特征，不然就可能遭遇各方的诟病。这也是我之所以在《人文之痛：过去与现在之间》中将“回眸五四”与“观照当下”相提并论的原因。
就“历史与现在之间”学术勾连而论，学统是个基础，道统一直是在守护着真、正、文的职责，而政统可能造成的不稳定性却总是让道统东倒西歪甚至无能为力。“学”，尽管可以有无论你学不学它都在那里的思辨，但一旦成为人学，它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我注”；“政”则是在改朝换代和政权更替中变动不居，唯有“道”有着不变的情怀。无论世事如何沧桑，无论谁唱谁登，就算无济于事，即便无能为力，“道”都必须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真道、正道、文道。
关乎真道，我首先想到的是“回眸历史”。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历史学被学界公认度最高的就是其与生俱来的“求真”属性。应该说，历史学对我们来说是最为古老的学科，但同时它又是最为年轻的学科。历史的求真永远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路上”时态。就此而言，我们很难一次穷尽“真”理。以历史学双重性“真”与“诗”而言，只有当“真”成为真实之真厚，其“诗”性才能得以发挥和光大。不然就真的变成可以“任人打扮”了。对此，马克·布洛赫一针见血：“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变动中的科学，和那些以人类精神为对象的学科一样，这位理性知识领地的新到者还处在摇篮中。也就是说，在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历史著作充斥着传闻逸事，在更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记载重大的事件。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鉴于“年轻”，就有必要让“诗学”的理性成为底牌。事实上，这个“大发”的诗性说穿了就是历史学的人文性。明朝大儒吕坤写过一本书叫《呻吟语》，其中有两句：“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胡适先生曾发表题为“辩冤白谤为第一公理”的演讲，据说他的书房也挂着这句具有座右铭意味的名言。一言以蔽之，这句话深得我心。它是人文研究的出发点、立足点，也是归宿点。这既是历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法治文明的人文基础。回眸历史，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岳飞，尚有跌宕起落的生前身后事让人唏嘘再三并作千年之叹，更何况就在眼前的百年独秀：人生的坎坷起伏孰能料定？（张宝明：《陈仲甫：来自独秀山上的一块“硬料”》，载《中华读书报》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以事实为根据的说理，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如此，人文学才具有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正道。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人口口相传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是淑世的正能量流布。那是一条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人生道路。尽管崎岖、陡峭、坎坷，甚至漫长曲折、修远无期，但秉持道烛的君子会以“天行健”的气魄自强不息，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朝气和毅力。孔子颠沛流离、矢志不移的一生为我们后世提供了严酷的证词。“志于学”，乐以忘忧；“志于道”，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将“学”与“道”统一起来，用一生的坚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中华历史文化勘定出美轮美奂的思想磁场。从此，他正襟危坐在庙宇、大堂，作为至圣先师享受着后辈的崇敬、膜拜，一代又一代后学朝圣的故事一直在路上。当孔老先生及其弟子在陈、蔡两国之间陷入困境、穷困潦倒的尴尬之际，一批匡世济民、理想远大、仁慈博爱、德行高尚而有担当、有追求、有信仰的布经传道“君子”队员团团围住，一心传（大）道、布（圣）经的师徒一行陷入了千年之迫、万年至窘之中。风正劲，夜正冷，路在何方？长期的颠沛流离让子路的问题来得深沉而又富有内涵：“君子亦有穷乎？”这里的“穷”，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穷困，更多指的是人生挫折、事业坎坷与政治上的穷途末路。这句话翻译成白话：老师啊，您不是常说我们这些沿着崎岖陡峭山路担当大道、寻求真理的人会达到辉煌顶点吗？为什么我们这些秉道而行的人在世间还会如此困厄而一筹莫展呢？这可以说是一次最有问题意识的发言，问出了一个千年秘密，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思想史上的一个大命题：一个人既然按照至高至尚的道德准则去行事，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受到道德的保护，享受实行道德而该得的好处，但为什么答案总是相反呢？孔老师的回答从容而淡定：“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何以故？这一切来自他对道义担当、寻真求理过程中的凄凉、惨淡乃至迷茫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孔子临终前唱出的最后一首歌还在这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的确，正道并不定能成功，但至少他可以成“仁”。这个仁，也是人文关怀的核心要义。
关于文道，其实也是人道。《周易·贲卦·彖传》中的界定家喻户晓：“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道已经写满化人的意念。从《周易》开始到《大学》《中庸》，以中道、中正、中规、中矩为标准的人文尺度就成为一条准绳。这个有节制、讲规约、有分寸的“度”量，不但是古典人文主义的价值判断，也是近世新人文主义的丈量人类灵魂高低的尺度。英文中的Normal就有这个衡量的意味。它内在蕴含的标准和正常之基本涵义已经将正道、仁道以及人类特有的爱、善等囊括其中。我们常常扪心自信：人类是十分脆弱的一族，但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是善始善终的一以贯之还是反复无常甚至磨刀霍霍呢？我们看到的一部人类文明史，无时无刻不处于野蛮与残酷的面相之中。反思我们走过的路，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人，怎么能不去忏悔作为高级生灵的我们的摇摆、扭曲与无耻。这，才是人文的基本取向和向度。
从回眸历史到观照当下，想起我的导师蔡少卿先生在我刚刚入门时挂在嘴边的谆谆教诲：“当下、未来都如同历史。”的确，至今我还记得由此而来的毕生感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再现过去不是为过去而过去，回眸过去，是为了观照现在，映照未来。既然如此，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从“过去”到“现在”，这一切终将成为“映照未来”的镜像。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历史学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历史学家与历史的对话无休无止也是对这个不确定性的最好注解。
（《人文之痛：过去与现在之间》，张宝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原载：《读书》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