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下旬，“今风书局”这家旧书店迁址南开大学西南村，对于南开的爱书人而言，当然是件好事。为庆祝百年校庆，南开大学出版社还在书店里设了“专柜”，陈列“南开大学校史丛书”等。“今风书局”的匾额，就是社长刘运峰教授亲自题写的，听说他还专门来为书店开业和“百年校庆专柜”做宣传，专柜的新书，不仅八折优惠销售，还可以加盖出版社特制的“百年华诞南开书香购书纪念”章。逛实体书店的最大乐趣，是在不经意之间很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这种发现往往会令人感叹：原来东西就在这里，自己却不知道！我在今风书局看到鲍志芳编的《〈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学者经济学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二〇—七年）时，就是这种感觉。
这本“文选”，如编者在《前言》所示，的确是“历史地再现南开大学作为全国经济研究重镇和南开经济学的丰富学术成就”。我从二〇—八年暑假开始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收集早期南开日本研究的相关资料，编成三十多万字的《南开日本研究（1919一1945)》，自以为颇有些规模了，但是这本文选中收录的两篇，却未见过。未料再翻阅该文选《附录：〈经济周刊〉文章题录》，从一九三三年三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南开学者所著与日本有关的经济学文章，竟多达十七篇！这是我最近逛今风书局的最大收获。
这些未见的文献以及还有许多不知所在的文献，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早期南开日本研究的总体认识，虽然来不及去仔细追究，但至少可以增加对早期南开日本研究这个课题的信心，因为发现的史料越多，就意味着南开日本研究的传统和底蕴越深厚。这样，作为南开日本研究的后继者，自然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如何弘扬传统，总结经验，推陈出新，责任也特别重大。
南开与日本的关系，如果从严修、张伯苓办学思想的角度来说，可以追溯到他们二十世纪初的“东游”考察日本，但那最多是使“南开演化之第一阶程”中“参有日本风味”，谈不上研究日本。南开真正的日本研究，是与南开大学的创办相伴而生的。从南开学校筹备大学部到成立南开大学的这段时期，日本已经是南开师生关注的对象，这段时期可以叫作早期南开日本研究的准备期。我们可以以《南开思潮》这本半年刊的杂志作为例子来看看南开的先贤为日本研究所做的铺垫工作。
从所见到《南开思潮》第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第四期(一九一八年六月）来看，这本杂志由南开思潮报社编辑部编、南开思潮报社经理部发行。第一、二期的总编辑为段茂澜、张曰辂，第三、四期的总编辑为叶香芹（第一期任编辑，第二期任编辑部的学术主任，后留学美国）。杂志（报社）虽然有教师做顾问，但以学生为主体运营。从《周恩来旅日日记》看，《南开思潮》在同学中颇受争议，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日记记载：“南开同学会有人提议说《思潮》不好，我听见所说的话很有些不公，明天还要开会讨论此事。”第二天，“攻击《思潮》的事，亦因为我反对，打消了”。《南开思潮》是在由南开三个社团，即敬业乐群会（周恩来曾任会长）、青年会和自治励学会的刊物《敬业》《青年》《励学》合并而成的。
《南开思潮》第一期，“论说”栏有一篇《致中国有志青年书》(信天），其中痛斥“日本以二十一条恶款强横要挟”，揭穿当时石井菊次郎倡导的“保护中国行远东门罗主义”实质上是“将以亡朝鲜之政策而亡我中国。野心狂言，无所忌惮。其视我国无人也久矣”。因此呼吁“祖国男儿、有志学子，闻吾言亦将有所兴起者乎”，表现了深刻的危机意识和激切的爱国情怀。
这一期的“杂俎”栏中有一篇《时先生东游一夕话》，是时子周先生东游日本、朝鲜返校后的演讲记录（李公武记）。其中特别提到福泽谕吉所创的庆应义塾“由私塾渐成大学”，“其由私塾而起，固与我校相同也”，值得效法。对日本教育，他这样总结：“统观日本教育，学生则富有进取耐劳之性、独立爱国之心。职教员则各尽其职，无不实事求是。”分析其主要原因：“学生能进取耐劳者，一曰体育好、一曰旅行多。……其能独立者，一曰不恃遗产、一曰不准早婚。……若其所以能爱国者，则一言以蔽之，曰国家之观念重是也。此等习惯，自小学已养成之。……其职教员能各尽其职者，一曰校务分掌、一曰时加训话；一曰教材切实用、一曰史地重标本。吾国人对外史地标本，素少研求，此事感余最深，诚不可不注意。”这些都是根据自身调查，分析整理，就其所宜效法者有感而发。
其中在讲到“朝鲜情形”时，论及日本在朝鲜的种种殖民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联系到当时中国的实际，特别提议:“今日者吾国庶政待兴，百事待举。余谓当道与其视日，毋宁视韩。何也？日本虽强，然吾人不过视其今日成绩，徒增欣羡。若其昔日何以至此，恐无所考查。而韩则正在新造之秋，视日本之何以治韩，即返而治吾国，其为益不良多乎。”如何评价这种对“当道”者治国理政的建议，另当别论；作为日本研究者，或可理解为这是向我们提出了不能只看到其“今日成绩，徒增欣羡”，而应该认真考查其“昔日何以至此”这一亟待研究的课题。
第二期的《南开思潮》（一九一八年六月）中，“演说”栏中有时子周述《日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之教育谈》，篇首有时子周的简短说明，曰：“余于民国五年五月赴日本参观，谒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问以中国现时情形，教育应持何方针、用何方法。伊答云：现时最要之点，凡在任教育事者，必须去一己利害之关[观]念，专注意于国家之利害，而贡献一身于教育界。否则方法不能研究。”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的关系，此前论者已经不少，而此处，借嘉纳治五郎之口，强调这种观念上的培养，在普通教育上，“如欲养成一般人有牺牲一己、专为国家之性质，非从小学作起不可。……欲从小学作起，尤须从师范入手，方能有统一之主义，通行全国”。又说，“欲使轻视肉体之快活，专务精神上高尚之快活，非从儿童时造就之养成之不可。……总而言之，一须养成质素之性质，一须养成轻己重国之观念。如此则政治有效、军队有效，即工业商业无不有效。以此方针，养成一般师范，何难布行全国？”这些当然也都被认为是值得效仿的。
“调查”栏中有叶香芹的《奉天千金寨煤矿纪要》，分为煤矿之缘起、地势及山脉（附有抚顺千金寨炭坑最近之形势一览图）、煤矿之数目及开采法、矿夫之人数生活及募集、煤之出产量销售及搬运、矿之面积及煤之性质等数项，至少是最早系统、详细考察千金寨煤矿的调查报告之一。此调查报告前有小序加以说明，曰：“呜呼！时至中国今日，主权丧失、利益旁落，已屡见不鲜矣。人第知唐山开平萍乡井径等矿，为中国著名之煤矿，不惟轮轨仰赖之。即居人炊爨，亦多取以供给。而抑知千金寨煤矿，有加其上者乎？人第知开溧煤矿有外股羼入，引为憾事。而抑知千金寨之煤矿，不惟主人翁之资格不能有，即欲厕身其间。亦苦不能。呜呼！大好河山，已舟随浪捲。辽东大陆，已在倭人之掌握。地棘天荆，可痛矣夫！吾今驱车过辽东，不禁有故国悲矣。呜呼！岂仅一千金寨煤矿哉！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芹虽不文，敢不究其实，撮其要，恭告国人。至于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况此编之于调查等项，芹固非专家，间有摭取他书，及有道听途说者，难保不无谬见，尚祈阅者谅之。至于词句粗俗，阅者略辞取意可耳。”该篇最后附“营商及日侨”一项，说明“日人在奉天各地之营商者，车载斗量，如鳞次栉比。而千金寨一处，始成为完全之日本地矣”。最后不禁又大声疾呼：“呜呼！奉省何辜，遭此荼毒！揆厥由来，吾不能为往之昏昏政府恕矣！虽然，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吾同胞若磨砺以须，奋发振起，国事尚有豸乎。”类似的报告，到此后的二三十年代逐渐增多，以至于最近还有以此作为学位论文来研究的。
“文苑”栏中有皞如（张穆熙）的《送王朴山游学日本序》，王朴山（1895年一1930年）与周恩来为南开中学挚友，先后留学日本。张穆熙（1878年一1934年）在此赞扬王朴山“道德心独厚，而情意自独挚者”，他告诫即将留学日本的南开学子：“日本以三岛雄踞东亚，观我九万里舆图，为可攫得之物；视我四万万同胞，如入无人之境。是其君臣上下，处心积虑，必有异焉者。其政治教育风俗，必有驾我而上者。夫人之求学也，贵能求人之所长，以补我之所短。知一人之长短易，知一国之长短难。求学而不攻其难，不如不求。已学而不能救国，等于无学。”并语重心长地说:“朴山长于责己，而短于察人；长于德，而短于术。今既远出万里外国，遍览社会人心，经验富有，当自彻悟。求学之急，固不在是。所急者在深求日本君臣上下之心，并其政治教育风俗，所以致胜之故。得其要领，吸其精华，但求其可以救吾国者，而身体力行之。至器械技能物质之文明，乃日本形式之所长，非日本精神之所长也。吾朴山求学，当遗其形式，而求其精神。得日人所以强国之精神，即得吾人所以救国之方术。方术既得，精神焕发，尔时学成归国，将道德浑朴之人，进而为通权达变之人。忧患阽危之国，亦可进而为政教修明之国。”如何学习和研究日本，这篇寄语，情深意切，百年之前的文字，现在读来也依然发人深省。
上述所谓“日本精神”之表现，或可从同一期的“杂俎”栏中赵笠山选译的樱井忠温《肉弹》一节《出征》可见一斑。其翻译原委，曰：“肉弹一书Human Bullets为日本樱井中尉所作。历述其子日俄战事中所亲经历者。此书早已风行世界，美总统罗斯夫尝以此书课其二子，谓书中所述军士之英风豪气，足使爱国健儿闻而起舞。余尤爱其出征一篇，悲歌慷慨，大有援[拔]山盖世之概。因选译之，以公所好。”此节《出征》即为《肉弹》的第二节“大命下临”。以此“日本精神”作为激励中国“精神转变”的教材，《肉弹》的中译本被反复使用。
第三期的《南开思潮》（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调查”栏目中有叶香芹的长篇报告《东三省十年来发达纪要之痛史》。此报告正文分为甲交通、乙实业、丙煤矿、丁森林，四个部分。交通位列第一，是因为作者因为“东三省之所以发达能日进无疆者，皆以交通发达为神髓耳”。而之所以谓“痛史”，也是由于“吾国国力消沉。民势不振，以蜿蜒数千里之路政，委之他人，代修代筑，太阿倒持，拱手与人。是何异以生死关头，拱请他人把守？吾书至此不禁泪潜潜下。而所谓痛史者，亦将自此始矣。”报告篇首有前言，曰：“夫东三省数十年前，不过荒凉一片耳，不过宝藏一秘密国耳。洎乎西伯利亚之铁路成，满洲之名字现；洎乎濮斯穆之条约成，而满洲遂为日俄势力之焦点。迄今满洲问题，亦涌现于东西人士之脑海中，而为世界之问题矣。且近十年来，日俄二国殚精竭虑，极意经营，其进步千里，正未可量。呜呼！邻国之喜吾国之愁也。孰为致之？谁为成之？追念前尘，深怪向之政府竟令其荒秽而不斩草莱也。岂天生之产委置而不取欤？抑地拱诸外人而始发达欤？今秉笔书往事，不禁悲从中来矣。吾甚愿爱国志士抉袂奋起，光我旧物，勿令卧榻之侧，犹容他人鼾睡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贫国贫民，作者认为是因为“不知利用天然之美利而已”。中国地大物博，可为什么“利未著而弊先形，岂天然之利，改其常乎？抑矿产必待外人而始发达乎？盖亦视其人之任事如何耳”。在报告的最后，作者问道：“然日人何以发达无量乎？”最后却以“此吾所以感于吾之政府矣”收尾，无非也是希望民国政府能够吸取“日人所以强国之精神，即得吾人所以救国之方术”而已。
第四期的《南开思潮》（一九一九年六月），“调查”栏目中有两篇关于日本的译文，一篇是邵绪琨译的《日本外交政策》(Wood，G.Zay著），译者强调“中日之关系，非一朝一夕之故”，希望由此引起读者“研究此种问题之心”。一篇是叶香芹译的《中国矿山与日本之有关系者》（“译日本支那杂志”），列举三十家矿山，其中有些是译者所增补的，有些地方还有译者按语，如大冶矿山（原汉冶萍煤铁公司），按语详细说明其历史，并转载“国耻的中日条约关汉冶萍之换文”。其目的，亦如译者篇首之说明：“呜呼中国。呜呼矿权。中国今日全图。有一块干净土地乎。察中国各矿产。有一华商自办乎。太阿倒持。以地与人。内以误国。外以丧权。谁为为之。胡令成之。推原祸首。有尸咎者矣。夫日本岛国也。欲挟其武断政策。飞跃世界。苟无煤铁。虽志在千里。而英雄已无用武之地。于是殚精竭虑。罄其魍魉魑魅之技。施其阴险叵测之术。我华秉政诸公。或懾于威惕。或惑于利诱。将灿烂锦绣精华断送于日人无尽。使其得煤铁之助。还以制我死命。吾今译此篇。不禁泪涔涔下。而叹吾华为虎作伥者何其多也。至于文字粗俗。读者略词。取意可耳。”在译文的最后以“赘言”结尾，他明确主张：“中国矿中国人自办，固勿稍容外人厕入也。苟至必要借款时，必求万国公共助力。若由日本一国助力，吾人已饱尝其经验。虽中国国亡不恤，其于世界之大战争何？此吾之所以希望矿在日本者有机可收之。自办其他将来诸矿产，宜谨厥乃事，勿利目前而胎噬脐之忧也。”对日本警戒如此，无须再赘言了。
此期“杂俎”栏中有刘存柱《与友论山东与中国之关系》，亦论及日本，曰：“我国土地不宜尺寸与人也明矣。青岛自德人强借之后，山东即大受影响。至欧战发生，日本承继德人之业，而享其权利。且彼素以狡诈立国，尝欲宰制亚洲，而执东方之牛耳。其意已含蓄若干年，而未得施也。今暴德屈服，大战解决，产出世界和会，以求永久和平，俾人类不复发此巨战。此固仁人之心，而爱人之意也。我国亦宜取还青岛，使世界诸帮各得其平，以产除将来战争之萌芽。况珠还合浦，璧归赵氏，亦理之当然。乃日人乘吾国内讧未息，以脱离和会要挟联邦，欲割吾青岛。今世既尚强权，公理不昌。救国不能徒恃他人，苟非自谋，恐不足存。……日人之势，非独盛于匈奴，且远过契丹。宁可资以燕云之地乎？苟不幸而失之，诚如盗入家门，听其登室取物，而莫之能御也。惟望中国政府与国民，振臂而起，以驱毒蛇之啮吾肤。鉴于胡人之亡晋，力争边疆，常怀越人报吴之志，则区区岛众之国，乌足为哉！”这已经直接与五四运动的话语链接上了。
而也是在这一期的《南开思潮》中宣告了南开大学的即将诞生。在“记事”栏的第一条就是：“二月十日上午举行始业式。校长报告筹办大学事宜，拟分文理科、职业科。职业科暂设商科，再逐渐增加新闻学科、教育学科、工科等。毕业年限分四年、六年，均以学力为准。”此期还载有一张“南开大学兴工情形”的照片。此期《南开思潮》刊出三个月后，一九一九年九月南开大学就开始正式招生了。
以上，我们重温了南开先辈在南开大学成立之前发行的《南开思潮》杂志上的有关日本的言论。这些都是总结处于准备阶段的早期南开日本研究的重要史料，百年来的南开日本研究，就这样被抹上了一层难以褪去的底色。简单地归纳一下，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重视实地调查。叶香芹的几篇调查报告，开风气之先。这时的调查还是零散的，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后来南开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以东北研究会为核心的南开日本研究，实地调查逐渐具有组织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形成了南开的学术特色。
第二，爱国、救国。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有鲜明的目的性，这个目的，大而言之就是为了爱国和救国，具体而言，就是后来凝练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的“知中国、服务中国”。
第三，对日本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其军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警惕、揭露和抵抗，对于其强国之精神，也要虚心学习和研究。这种学习和研究不是停留于表面形式，即所谓“当遗其形式，而求其精神。得日人所以强国之精神，即得吾人所以救国之方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