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口述史：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口述史，此前我一直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因为我和我们这一代人阅读最多的还是名人回忆录和自传。及至近年口述史大热，名人口述史正式出版的，我也只翻阅过几本（多为名人经过整理的自述）。陈墨先生连续赠我四五本他对口述史研究的专著，我也只是断断续续浏览一过，只为从中学习知识，弄明白这种“文体”的一些特色和操作程序。但是我从来没把口述史跟我个人联系起来，即使往前追溯，也是我的老学生希望我写点回忆录或自传。而这些期待都一一落空。我有什么可写的，又有什么可回忆的？
直到二〇—七年挚友刘泽华临去美国时，他极其郑重地对我说：“宁兄，你不要拒绝做你的口述史，你坎坷的一生折射出这社会的面影。”我不否认，泽华的这最后叮嘱还是让我心动了。做，可以做，但怎么做？谁帮我做？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的“小字辈”中有的自告奋勇，想给我做，但我考虑再三，我的口述史对他们有“补课”作用，但我可不是用口述史给他们“上课”！因为“代沟”使他们很不熟悉我口述的“背景”，他们绝对缺乏“现场感”。我的人生经历，估计得由我一一解释分析，而他们不可能流畅地把握、体验我人生历程的多样故事。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泽华和他夫人的建议：“可以请陈鑫兄协助你来做!”而我和陈鑫是老朋友，深知他出身于历史专业，功底深厚，为人为学，皆平和认真严谨。我们只是一次交谈就拍板定案：“咱俩合作！”
我深知真正的人生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口述史无疑可以让我认识自己。可是难题是怎么做？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最普通的教书匠，有资格做口述史吗？这话绝非故作谦抑，而是我在自省时经常想到的。我一九五◦年从北京来南开读书四年，一九五四年毕业留校后，过的就是教书生涯。在南开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我没改过行、没做过别的工作，我所接触的就是一代又一代我挚爱的学生。我深知自己社会视野过分狭窄，一切故事都是在南开这方寸之地发生的，它有什么意义？它又怎么折射那复杂变幻的社会面影？后来我想通了。因为我看到无数作家不就是用他们的作品回照社会历史的背面吗？打通了这“结”，又有陈鑫对我不断地启发，也有我个人的“寻找”，我才有所启悟。口述史，既不是我的生活流水账，也不是我的成绩单。口述史，对我来说，一定是我宁宗一的反思史。我找到这把解开我“心结”的钥匙，是因为我终于想到：反思是知识人的义务。
当然，我知道反思不是一般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反思乃是自我重新认知的过程，是一种对自我重新“发现”的过程。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思。
就像生活中的“偶遇”一样，我有机会听命于老刘的期待，又有机会和小陈合作，我才有做口述史的机缘。于是在口述过程中，我在我现有的认知水平上逐步地进行和深化我的反思。正如易卜生所说：坐下来重新审视自己。
二 教书人的使命：从知识到思想的转化
一辈子做教书人的我，当然要把自己定位为知识人，而知识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历史使命就是创造思想、介入现实。具体而言，就是现实关怀、文化焦虑和学术创见。教书人当然不是政治操作者，但不能不有人间情怀，特别是从事我这行的一文学教学，必须从始至终认识到文学是捍卫人性的。越是一个灵魂不安的时代，越需要文学的抚慰。我是如此缓慢地认识到，文学真的是“软化”人的心灵的，文学最终是表达内心又回归内心世界深处的。回想我的老师给我们讲鲁迅、讲托尔斯泰，指引我们一步步领悟到大作家表达的内心怎样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反观有些作品，我们真的读不出作者所写人群的内心，让我们感到的仅仅是他们狭隘的自我。对照之下，就会发现这样的作家表达的只是他们的内分泌，而不是内心。）由此我才认识到，只要人心不死，文学就不会消亡。我和我的一代又一代学生都是站在这个基点上，共同探讨文学的，但这是我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才醒悟到的！
而另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就是知识如何转化为思想，思想如何传递知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时，我就牢记他说的，“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那时我心里思考的就是：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教师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知识转化为思想，因为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囊括和代替思想。我又想起弗里德曼的名言：“只有一种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读赫尔岑论文学时，看到他也明确地说到：“那些不带思想的学者，其实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一胃的地位，他们咀嚼着反复咀嚼过的食物，惟是爱好咀嚼而已。”
扪心自问，一个教师是很容易陷入这种反刍动物第一胃水平的。一份讲稿，就能讲个三年五载……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节骨眼上，我曾反思过，我不要做一个反刍的动物，不断去咀嚼那些第一胃的食物。后来，是在给天津大学建筑系博士生讲美学史课时，我才第一次觉悟到，思想乃是生命体验，生命热情所燃烧的知识，是知识的升华，是理论、思辨和洞见交融后的结果。原来，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自我与知识的交互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从此我才逐渐明白，作为一个教书人，思想必须是敞开的，不断吸纳的。我应当像王元化先生说的那样，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为此，扩大学术视野是我的第一要务。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中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化成了我一生教学的座右铭。
三 文脉传承：接过恩师点燃之灯
关于尊师重道继承文脉的问题。有一次小聚，我带着真诚的忏悔向一位院领导说到：当下南开文学院的文脉没能传承下来，而在尊师重道方面我们远不如历史学院做的好，差距极为明显。我的话，不是批评某一个人，而是把自己摆进去，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一个学校能否进步，首先看的是它的师承做的如何。而对于现状，我们今天这批老一辈难辞其咎。
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篇怀念恩师的文章，其意甚明，就是带着忏悔的心情与灵界的恩师进行虔诚的对话，就是愿意舍近而就远，问道于灵界。因为我在反省自我时，想到我的恩师生前都勤于修身、慎于立言，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他们自己可能的环境内，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的人格精神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灯。现在他们那些无言的思想，仍然给我在这个世界上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们宝贵的灵魂使我对自身命运有了太多的认知。今天，我在进行口述史，其实又是一次“重读自己”（法国作家司汤达语）。我的所有述说、倾诉，我的反思和忏悔，都会在口述中表达了出来。因为我终于发现，逝者所点燃之灯，在最深刻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净化我的心灵，而恩师们的学术智慧也渗透到我的学术研究中了。
时过境迁，往事并非如烟，要为了给历史留一份底稿。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做口述史的人，都在述说自己这一代、上一代乃至上上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人格精神以及学术传承。今天，我能有机会做口述史，难道不应该接过逝者递过来的灯，去点燃自己的良知吗？
今天我是第三遍读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一书，我反复倾听他对我的敬告：
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有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我不是优秀的教书人，更不是出类拔萃的知识人，但我在进行口述史时不敢忘记一个知识人应有的立场和良知，在时刻内省中不敢忘记一个学人的文化使命。恩师、先贤的灵魂，一直激励我寻找、再寻找文化人格的理想境界。今天我有机会做口述史，我想首先就是永志不忘老师的恩泽，即他们的高尚情操和风骨，为师之道必须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
四 学生：我最宝贵的财富
写了那么多自己内心的困窘，也许人们会问，既然是“一个教书人的心史”，那么应当多说点儿我和学生的故事，但是每每想到这个关键处，我就会在心理上难以自持！四十二年的正式受聘教师，多年的返聘教师，多个学校的兼职教师，说一句老话，当然是“桃李满天下”了。但是，这些数字只是“量”，而我更看重的是“质”！
前些年，我在一次毕业同学的大聚会上有个发言，大致内容是说，我从学生时代至今在南开生活几十年，作为一个典型的教书匠，我的物质生活在今日之社会真是显得有些寒酸。比如说，我还住在一所不到75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我的工资都加在一块不到“万元户”。但是我敢说，我却拥有一份不少人难以获得的“财富”。这份“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显其珍贵。这就是我在教书岁月中，拥有我所爱、也让我被爱的无数学生。他们是我所有财富中最宝贵的。教师的天职，对同学只有赋予，而不应要求有任何回报。但是回望过去，我却享受了太多太多的回报，说感恩已远远不够了，因为感恩的前提必须是我的反思和忏悔。比如一九八五年我发生生活的巨变，个人的遭际却引来了铺天盖地的非议，谣言更是不绝于耳。而此时，那么多的同学顶着压力陪护我，给我打气，让我重新站立起来。他们给予我的不是物质，而是那在我心灵中永难抹去的精神抚慰。那一点一滴真挚的言与行，竟然在我灵魂深处积淀下了满满一箱昂贵的精神珍宝。于是在我这枯槁的身上，我竟然发现了我是一个真正的财富拥有者。所以我才说，我爱你们。这爱真的超越了师生、父子和一般友谊之情。我在忏悔自己盲动情绪造成不良的身心后果后，却获得了人间的挚爱，而这亲情就是非功利的爱。今天，我的理性之所以能有所提升，是和过去正反两面的教训分不开的。
罗曼罗兰曾有言：“人生有如一股奔流，没有暗礁就激不起美丽的浪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生活复归平静，我决心自编一本反思录一《心灵文本》。此书特点是，不仅收了我的一部分论文，还专辟了一组“众说纷纭宁宗一”，把别人说我好、说我差的文字都收了进去，作为我反思的参考。另外更重要的是，我没写自序，更没请名家赐序，而是专门请了我的“小字辈”代表人物金双、顺子二位各写一篇序文。金双的序文径直地题名《没大没小》，顺子的序文则是《性格与良知》。后来这本书移送大象出版社出版，我最担心他们编辑不能接受这“没大没小”的序文。而结果是，责编未动一字，这就说明他们认可了这两位“小字辈”写师长的文字有可圈点之处。后来书到了已移居加拿大的学生黄乐手中，她立刻给金双写了回信，说：
你的那篇“没大没小”随意的语言，却让我回味了很多遍，觉得你把先生总结得是全面又准确——“含羞草”“万人迷”“万事通”“八宝粥”“老顽童”“多情种”，像得很，像到骨子里去了。语言又诙谐，真真是为宁先生量身定做的一幅画像。你也是个画家了，和孙恩扬一样优秀的肖像画家。只是他用图像描绘先生，而你用的则是文字。我的仰慕之情可能有点小题大做，但真的是——佩服。
不妨留个谜底，如想看金双和顺子到底是怎么写的，就去翻翻《心灵文本》的序文吧！一篇自序，应该煞尾。面对陈兄整理的《一个教书人的心史》书稿，我要说的是，我虽然已经走在人生边上，但希望自己能把余热献给教育事业。在生活中，我一定更加努力扶助弱势群体，把这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少吃点，少喝点，少拿点，少得点”这不是吃亏之事，而吃亏更是善良和仁爱。雨果就明快地告诫人们：“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我们教书人更应看重精神生活，我们就是要成为精神至上主义者，一个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人之已老，其言也真。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写的虽然粗糙，不堪入目，但您们看到了我真诚的良知，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最后我要向每一位看到我和陈鑫合作的口述史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说：感恩：就会珍惜；谦卑：明白我是谁；反思：前进的基础。这不是誓言，但却是一段口述史的过程给我的人生启示。
2020年8月2日晚11时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