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永和九年雅集，王羲之创作了传颂千古的名篇《兰亭序》。此外，传世的还有与会众人所作兰亭诗四十一首和孙绰序一篇。清人李文田认为《世说新语》注引之《临河叙》乃正文，而传世的《兰亭序》是后人添改。重新钩沉唐人辑录兰亭诗集的编辑顺序，可知《临河叙》实为《兰亭序》节录而成。
暮春之际，中国古人有到河边清除不祥的祓除仪式，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而去。魏晋时期，“上巳节”逐渐固定在每年三月初三。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这一天，王羲之与谢安一众四十二人在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怡情，各有所咏。酒酣耳热之后，众人拟将诗作结集，共推王羲之为序。右军先生欣然命笔，洋洋洒洒，有如神助，文墨高妙，为后人留下传颂千古的书法和散文名篇《兰亭集序》。
雅集当日，不仅有王羲之所作序，存世的还有与会诸人所作“兰亭诗”四十一首及孙绰序一篇。仔细研读、梳理这些诗、文，发现他们同王羲之《兰亭序》在思想和内容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
一《兰亭序》和《临河叙》孰为正文
《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叙》，从“永和九年”到“足以畅叙幽情矣”，与《兰亭序》差别无几；之后所录“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等文字《兰亭序》所缺。清人李文田据此认定《临河叙》为《兰亭序》最早文本，应是正文，且《兰亭序》比《临河叙》多出文字乃后添，非王羲之所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在李文田质疑基础上，认为传世《兰亭序》文本与书法皆非王羲之所作，由此掀起“兰亭论辨”波澜，多人支持郭老此论。这种说法忽视《世说新语》正文所言“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而贸然用《临河叙》之名代替《兰亭集序》，似为不妥。周汝昌先生认为《临河叙》非文章名称，而是“当临河之际即席而作文叙述之，曰，云云。‘临河’是古时常语”。 此说很有见地，应为实情。周先生列举几个例子，《史记•孔子世家》：“临河而叹曰”；《列子•汤问》：“当臣之临河持杆”；曹植《巢父赞》：“临河洗耳。”再检文献，补几则类似表述：李陵《与苏武三首》其二：“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陆云《寒蝉赋》：“四时云暮，临河徘徊。” 郭璞《游仙诗》：“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
二 唐代“兰亭诗”的辑录
唐人辑录行世且今天能看到的“兰亭诗集”主要有以下三个版本：
(一）“怀仁集字本”。保存在宋桑世昌《兰亭考》一书中，桑氏依据“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刻本，对参与修禊的人员和诗作予以辑录，计四十二人三十七首诗，“乃裁而缀之” ，除《兰亭序》外，其他作品为节录，而非全篇。大致编排顺序为：
1.王羲之序（《兰亭集序》）；
2.按“列叙”时人次序系录所作四言和五言诗；
3.孙绰后序。
(二）“柳书本”，即《唐柳公权书兰亭诗》。一七七九年，乾隆帝将内府所藏有关《兰亭序》的书法墨迹摹刻于八根石柱之上，即“兰亭八柱帖”：一是虞世南摹《兰亭序》；二是褚遂良摹《兰亭序》；三是冯承素摹《兰亭序》；四是柳公权“兰亭诗”墨迹；五是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六是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七是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八是乾隆皇帝临董其昌书柳公权“兰亭诗”。“柳书本”不仅排在第四位，以下四帖均与其有关。由此可见，清代“柳书本”地位之显赫。徐邦达先生考证其并非柳公权之笔，但亦认定“大体还未离唐代一般风格”，“应是盛唐、中唐间一般书手所抄写的抄卷” ，与柳公权生活时代相近。因此，其文献价值不可低估。
“柳书本”共分录四言诗十四首，五言诗二十三首，共三十七首，与“怀仁集字本”同，同属节录本。其开篇道：“四言诗王羲之为序，序行于代，故不录。其诗文多不可全载，今各裁其佳句而题之，亦古人断章之义也。” 序、诗排列与“怀仁集字本”有所不同：
1.王羲之四言诗序，即《兰亭序》。
2.按“列叙”时人次序系录所作四言诗。
3.孙绰五言诗序。此序又被称为《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最早记载于《艺文类聚》卷四。《初学记》称“孙绰《诗序》”。“柳书本”亦作诗序。以上三种文献，皆说序，而非后序。
4.按“列叙”时人次序系录所作五言诗。
(三）陆书“兰亭诗”，即陆柬之书王羲之五言诗五首。今所见应非陆书全貌，只是残卷。即便如此，所录王羲之五言诗比“怀仁集字本”和“柳书本”皆多出四首。故李长路先生认为，“根据现存《兰亭诗》，羲子本人有四言诗一首、五言诗五首。”是否可以推测，在唐代还有一个“兰亭诗”全集本行世呢？因此，就现有文献而言，兰亭雅集共四十二人与会，作诗四十一首。
三 “兰亭诗集”的编辑顺序
通过对唐人辑录“兰亭诗集”的梳理，大致可以推定“兰亭诗集”或王羲之本集完整钞本的序、诗编排顺序应为：
1.王羲之四言诗序，即《兰亭序》。
2.列叙时人。大致内容是：官号、姓名、字、年纪、籍贯等。比如：石崇《金谷诗序》曰：“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又，《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金谷诗叙》曰：“王诩字季胤，琅琊人。” 《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石崇《金谷序》曰：“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 周汝昌先生又举《广弘明集》为例，其卷二十《法宝联璧序》：“使持节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年二十七，字世诚”等三十八人。排列顺序和内容与《金谷诗序》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列叙”的格式差别不大。
周汝昌先生说：“这种‘列叙’，实际是和集录的诗篇（这是主体）相连著的，严格说来，并不是‘序’的一部分”“‘序’是文学创作性的作品，‘列叙’不过是略如文牍性的一种‘记账’，一般委之于‘助手’事后代为汇录即足。” 此说为确。
3.编辑说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临河叙》，“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云云等四十字，不属于“列叙”内容，而是对众人作诗情况加以说明。严可均辑《全晋文》，收录《兰亭集序》和《临河叙》。在《临河叙》后案曰：“此与帖本不同，又多篇末一段，盖刘孝标从本集节录者。因《兰亭序》世所习见，故别载此。”
此类说明在古人文集中常常使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第一章后注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4.按列叙人员次序系录四言诗。
5.孙绰五言诗序。
6.按列叙人员次序系录五言诗。
四言诗、序在前，五言诗、序在后，应与魏晋时人的文学观念有关，雅正之音首推四言。刘勰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挚虞《文章流别论》亦云：“诗虽以情志为主，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五言“于徘谐倡乐多用之”。王羲之乃雅集主人，孙绰为其长史，论资望高于孙绰，二人一前一后分别为四言、五言诗作序，理所当然。孙绰为五言诗作序，应与其文学成就有关，本传载其“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
由此来看，“柳书本”应比“怀仁集字本”更接近“兰亭诗集”或王羲之本集原貌，也可以证实《临河叙》乃从《兰亭序》节录而成。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