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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敏:《天堂广场》:一段纽约往事

 2020-11-21 09:44

E.B.怀特(E.B.White)在《这就是纽约》(Here is New York,1948)中把纽约比喻成一首诗歌: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并为其加上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数百万常住居民都能够感觉这首诗的魔力,但却无人了解它们全部的含义。


二〇一一年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从市公共图书馆看了雪莱的手稿出来,坐在布莱恩公园(Bryant Park)的小广场,看着肤色各异、语言各异、匆匆忙忙的行人,一下子感到,这街头的人群不就是个流动的博物馆吗,一个人种的博物馆,其中族群的流动和复杂令人难以明白其全部的含义。


二〇一四年八月到二〇一五年九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富布赖特研究学者。一年的时间里,四处搜寻纽约的历史文化地标,包括位于格林威治村,在华盛顿广场东边,格林街(Greene Street)拐角处的布朗大楼(Brown Building)。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造成一百四十六位工人(大多是贫穷的移民)丧生的三角地制衣厂的大火(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Fire)就发生在这里。这场大火被认为唤醒了纽约的良心,改变了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促进了美国《劳工法》的诞生。一九三三年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上台后开始实施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的三R新政,他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宣称,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新政从那一天已经开始了。的确,除了时代广场、第五大道、中央公园、林肯中心等这些光鲜亮丽的场所,在纽约这个奇异的熔炉,还隐藏有许许多多令现代文明感到尴尬的所在,构成了纽约的传奇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除了三角制衣场火灾地,五点区(Five Points)也是如此。


如果在谷歌地图上输入“纽约五点区”,会显示出这是一个“历史古迹”。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里属于曼哈顿下城区,在哥伦布公园西南角,位于巴克斯特街(Baxter Street)和沃斯街(Worth Street)交叉处,谷歌地图给出的精确位置是沃斯街158号。之所以叫五点区,是因为这里曾是四条街道(Anthony,Cross,Orange及Little Water,现在这些街道都已经改名)的交汇处,正好把它分成了五个点,形成一片不规则的五角区域。这附近也曾被称为五点公园,天堂广场,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城市贫民窟。一八四二年,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应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邀请访美,在纽约期间,他专门提出要参观五点区,并在随后的《美国笔记》中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令人惊恐的贫穷、悲惨、罪恶的景象。他爬上一个摇摇晃晃的楼梯,那里根本见不到光,也丝毫不通风……《美国笔记》的发表为五点区赢得一些关注,要知道,在此之前,很多纽约人自己都未敢涉足过五点区,狄更斯自己则是在两位纽约警察的陪伴下走访的五点区。历史上的五点区有着美国其他地方少见的民族多样性和功能复杂性,各族裔人群在此居住,经商,开办工厂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点区这个超级贫民窟正是纽约这座超级大都市最初发展轨迹的缩影。二十一世纪,五点区的历史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经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导演的《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 2002)。200年前的五点区和周围一带,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地,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意大利移民、犹太贫民及中国劳工等也在此工作和生活。由于其地理位置方便且租金极低,各族裔移民都把这里当作他们落脚新大陆的第一站。在人物两生的新大陆,为了生存,移民们在此也形成了各种名号的帮派,《纽约黑帮》讲述的就是1846年前后发生在五点区的爱尔兰黑帮和意大利黑帮之间的帮派斗争。


长期以来,提到五点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贫穷、落后甚至危险。2018年底,不太为人所了解的五点区的一段历史,被搬上了美国西部加州伯克利的舞台。作为伯克利保留剧院(Berkeley Rep- ertory Theatre)五十周年庆活动的一部分,也是该剧院历史上耗资最大的剧目(570万美元),《天堂广场》的全球首演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伯克利保留剧院的罗德剧场拉开了序幕。与狄更斯和斯科塞斯所讲述的五点区的故事完全不同,正像该剧的剧名所显示的,这是一个有着天堂般美好的往事,只不过,天堂只能是天堂,它并不存在于人间;然而尽管天堂遥远,仍有人见证过天堂的美好,并不断激励人们去继续向往、不懈追求。


演出开始前,首先吸引了观众目光的,是一幅自上而下悬挂在舞台上的黑白幕布。仔细看来,会发现它原是一幅地图,一幅包括了曼哈顿下城区、与东河(East River)—水之隔的布鲁克林(Brooklyn)的一部分的地图。上面有两个区域被高光照亮,一个是位于悬挂地图中间位置的五点地区,另一个是左下角,此处亮度还要略高于地图中央的五点区,以黑体写着“五点区”几个大字。我们知道,地图构建世界。比如,中世纪的地图主要是由基督教观念下的世界构成,而非实际的地理信息,那时的地图主要是为了“激发信徒去默想一场朝圣之旅,去称赞那些朝圣之旅途中香客的虔诚,从而去思考中世纪时广为流传的一种观念: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就预表着一场朝圣的旅程”。显然,这幅开场的地图幕布极为高调地宣告了《天堂广场》的主旨:再现并构建五点区的历史,通过把五点区“高光化”,带领观众重新思考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价值所在。


舞台上灯光亮起,演出开始。映入观众眼帘的是曼哈顿下城区拥挤破败的房屋,一位黑人女性正行走在黄昏的街道。转眼间,地图幕布卷起,天堂广场酒吧出现在舞台上。天堂广场不仅是五点区的别名,也是人们经常相聚的这家酒吧的名字。黑人女性奈莉边走边唱,歌声深情又忧伤:月光明亮的夜晚/我行走在平日的街道/我们的男人正走向战场/天堂之光闪耀/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家园的地方/我们知道在为何而战。奈莉的歌声为我们勾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背景:这是一八六三年的纽约,美国内战期间,五点区的男人将很快奔向战场,离开他们天堂般的家园。伴随着动人的音乐和歌声,在舞动的人群中,观众可以看到黑人和白人的夫妻(interracial couples)手挽着手,同性的伴侣(same-sex couple)紧紧相拥,一位跨性别女性(trans woman)与她的情郎正在慢慢摇摆。这可不是什么波西米亚风,这些人也并非艺术家,他们只是生活工作在五点区的穷苦人,大部分人都是移民。天堂广场是他们的共同的家园,他们至圣的避难所。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是同性恋,还是跨性人,在这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可以平等地喝酒聊天,歌唱舞蹈。“因着共同的痛苦和对音乐的热爱,他们建立了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在这里,“种族、文化、性别、金钱、个人的境遇都消融(dissolve)了,取而代之的是整体性(togetherness)、爱以及同情。天堂广场属于每一个人,寻求住处的人,寻求安全感的人,寻求自我发现的人,以及寻求新生活的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幅种族和谐的胜景竟然存在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正如该剧导演考夫曼(Mois6s Kaufman)所言,从一开始就令我特别震惊的是,我们对五点区的这段历史竟如此无知。这里是最初的民族溶炉,曾是“他性的集中地”(a collection of otherness)。《天堂广场》五点区居住的大部分是黑人和爱尔兰人。早在1827年,纽约就废除了奴隶制,比林肯总统一八六二年九月颁布的《解放奴隶宣言》(1863年1月1日生效)要早了三十多年,因此纽约聚集了为数可观的黑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五点区。纽约还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救助黑人运动的“地下铁路”的重要城市。《天堂广场》中的威廉姆.亨利(William Henry)和他的女友正是通过“地下铁路”来到纽约,并被天堂广场酒吧沙龙收留救助。爱尔兰人则是为了逃避1845年开始的爱尔兰大饥荒(又称土豆饥荒)来到美国,这场大饥荒导致当时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近四分之一,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移居海外。在亨利被牧师带到天堂广场的几乎同时,欧文也为了能吃饱饭来到了天堂广场投奔他的姑姑安妮•奥布莱恩(安妮嫁给了一位黑人牧师,他们夫妻都是“地下铁路”的“售票员”)。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物质和政治环境中,同为主流社会他者的黑人和爱尔兰人一起工作,和谐共处,甚至相爱通婚。天堂广场酒吧沙龙本是爱尔兰人威里•奥布莱恩的,在他走上战场之前,他向黑人姑娘奈莉求婚,并让她与自己的妹妹安妮一起管理天堂广场。来自种植园的亨利和来自爱尔兰的欧文都在天堂酒吧工作,常常一起在酒吧为客人们跳舞。亨利受到欧文的爱尔兰踢踏舞(Irish step dancing)的启迪,将它与非裔美国人的朱巴舞(juba dancing)相结合,创造出了美式踢踏舞(tap dance)。从头到尾,舞蹈始终参与着剧中故事的演进和叙事的推动,随着音乐节奏的舞步和身体的动感自身已然成为与音乐和剧情相容相通的对话形式。爱尔兰舞蹈和非洲舞蹈形式之间既彼此独立,又浑然一体,他们仿佛在分享着彼此的情感,也从未失去彼此的特征。舞步在此不仅仅是身体的移动或脚端的跳跃,而是整个舞台建筑的一部分。以最为身体的方式,爱尔兰白人和非洲黑人向观众诉说着各自的历史,以及他们紧密相连的命运状态。


然而,白人和黑人之间这种琴瑟相合的乌托邦并未持续很久,一场惨绝人寰的暴动很快就摧毁了这一切。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二日,为了缓解战场士兵人数的不足,林肯总统发布了征兵令,规定所有20岁到35岁之间的已婚男性美国公民,以及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性公民,都必须走上战场。尽管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要抽签参军,但如果交给政府三百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5800美元),则可免服军役。三百美元是当时普通美国人一年的收入,大部分人无力支付这个费用。此时正是战争中期,已有不少爱尔兰人上了战场,他们中有的已经战死沙场,再也没能回来,包括天堂广场酒吧的主人,奈莉的未婚夫威里。很多爱尔兰人不愿意再上战场,一方面因为他们要在美国工作以便寄钱回爱尔兰给那里没能出来的家人;另一方面,那些从战场返回纽约的爱尔兰人发现,不少他们赴战前的工作,现在已经被时薪要求低于他们的黑人所占领。此外,其他族裔的移民包括德国人也表示不愿被征兵。征兵令发布后,码头工人坎普(黑人)当场问道:“我们总算能注册了吗?(Are we finally allowed to sign up,Sir?)”立威(黑人)则当场就要报名参军:我现在报名(I am ready to join)。然而他却被告知:“不,有色人种不能参加。只有公民和移民才有资格。(No,no col-oreds. Only citizens and immigrants)”。征兵令发布的第二天,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三日,数以千计的白人工人发起了暴动,对曼哈顿的政府建筑,军事机构等进行了攻击。他们很快将怒火转向了任何试图阻止他们的袭击的人,包括警察,士兵们。然而,中午时分,暴动的目标开始对准了黑人,黑人的住处和商业场所都变成了愤怒工人的袭击目标,五十九栋房屋被毁,包括一个孤儿院。袭击一直到七月十六日才被平息,至少造成了一百一十九名黑人的死亡。一八六三年发生在纽约的美国征兵暴动,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残暴的一次,比1992年的洛杉肌暴动更甚。暴动平息以后,很多像天堂广场的女主人奈莉一样的黑人不得不搬离曼哈顿,迁往布鲁克林等地,重新在那里营业、生活。


《天堂广场》是部音乐剧,除了上面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情节,音乐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实,此剧的最终起源是来自被誉为“美国流行音乐之父”(Father of American Popular Music)、十九世纪最为著名的音乐家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rster),剧中的主要歌曲均是在福斯特音乐的启迪之下创作的,特别是暴动发生时的《艰难时刻》及最后的《美丽的做梦人》。福斯特也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剧中,一位穷困潦倒的音乐家,抛弃妻女化名在奈莉的天堂广场酒吧演奏钢琴。利用福斯特的音乐和视角来再现五点区的这段历史固然有其历史的依据,却不得不面对“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质疑。移民的故事到底该由谁来讲述?或者说,在福斯特的例子里,白人到底能否替黑人说话?福斯特生前就曾面对质疑。作为一个白人,他所创作的一些有关南方种植园的歌曲被认为轻视了黑人的痛苦,把它们变成了白人的消遣。福斯特的家乡匹兹堡曾有一个福斯特的铜塑雕塑,是一九00年意大利雕塑家莫勒提(Giuseppe Moretti)所设计的:身着西装的福斯特手持一个笔记本坐在那里,在他的右腿边一个衣衫褴褛的黑人面带微笑弹奏着一把五弦琴。二〇—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这尊曾被视为匹兹堡地标的雕塑被撤掉,因为有人反对其所蕴含的对黑人文化的挪用和对黑人歧视的象征。《天堂广场》中也有一幕,当奈莉发现了福斯特的真实身份,当面指责福斯特为黑人滑稽剧(minstrel show)团创作音乐,斥责他挪用了黑人的文化,把他们真实的痛苦变成了供白人享乐的音乐。福斯特向她解释道,他只是为乐团写歌,表演不是他做的。他还告诉奈莉:我最有名的一首歌,“老黑乔”(Old Black Joe)是关于一个我认识也热爱的一个人,“它可能听起来像是一首种植园的歌,但它是我对一个朋友的致敬”。显然,《天堂广场》并没有想要回避现实中人们对福斯特挪用黑人文化进行音乐创作的批评。事实上,剧中还有一个文化挪用的例子。即前文讲到的黑人亨利借鉴爱尔兰踢踏舞创作出美式踢踏舞。通过福斯特自己的辩护,以及非洲人对爱尔兰白人舞蹈的“挪用”,《天堂广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化的和谐正在于其交流,文化的力量正来自于彼此的敞开。就像本剧编剧所言,当你改写了非裔音乐中的一首歌曲,借用了他们一个音乐形式,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到底属于哪一个文化呢?在文化挪用的讨论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过去从未给予给借用(挪用)的非裔文化以它们当得的赞颂。《天堂广场》则通过福斯特的音乐以及他人生最后在五点区获得巨大音乐启迪的经历,给予了非裔文化和音乐当得的赞颂和冠冕。


《天堂广场》是一个由白人音乐家在五点区的经历和他的音乐所串起来的纽约往事,是一首种族和谐的乌托邦诗歌,充满了魔力。在种族问题重新成为严峻现实的今天,发生在纽约的这段往事或许能给美国和全世界一些启示。故事中的这些人,正像全剧最后一首歌“美丽的做梦者”(Beautiful Dreamers)所唱的那样,都是美丽的做梦者,“一群生活在未来的美国人,一个尚未到来的未来”。他们的故事是关于爱尔兰移民与非洲移民的故事,也是关于全人类的故事;是一段纽约往事,也是一段带给我们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的全球叙事。


(周敏,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