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鸭子与洛阳铲
洛阳铲是一种考古挖掘的工具，又名探铲，原来主要用于古墓的探查，后来也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洛阳铲的基本结构与平常的铲子相同，前部为铲头，后部为铲柄。其与常见铲子的不同处，除了柄要比一般的铲柄长得多，更主要表现在铲头的形状不同。平常的铲头是平的，刃呈线形，而探铲的铲头是筒状的，铲刃呈弧形。根据弧度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弧度180度左右，近半圆形的，这种使用得较多；另一种称套铲，铲形弧度较大，已接近360度，实际上等于铁筒去掉一个缺口。铲肩上有铲裤，以细长的木杆插入为柄，尤以柔韧的白蜡杆作柄最佳。套铲主要用于土质水份较多的土层。洛阳铲的工作原理是，当用力将铲子垂直向下杵击地面后拔出时，半筒形的铲头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如此一下一下不断深入，并变化铲子的方向，就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洞。通过分析带出来地面的土质变化，可以推测地下有无古代墓葬。
关于这件奇特工具的发明，古代典籍上并无明确记载，所以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物专家就断定其“由来已不可考” ，也就是对它的最早出现年代及发明人都不清楚，也无法再搞清楚。但这个考古难题在二十世纪末似乎突然间解决了，各种媒体上都在传播着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且言之凿凿，人名、地名、时间、事情的经过一应倶全，不由你不相信。据这种说法，洛阳铲是民国年间河南一位名叫李鸭子的盗墓者发明的。下面姑录赵振华《洛阳盗墓史略》中的一段内容，以见此种说法的来龙去脉：
据李合全回忆，探铲的发明者是邙山南麓马坡村民李鸭子(李合全为其长子）。李生于清末，于今约100岁，死于解放初。李少时家贫，以刨古董（盗墓）为生。民国12年前后，李一次去孟津赶集，见集上卖水煎包子的偃师马沟村人正在搭棚子，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地上挖一竖直的小圆坑，以插棚杆。铲子往地下用力一戳，提起就带出不少土来，颇为便利。李正苦于钢锨找墓不易，即引起他以搭棚铲代替钢锨找墓的联想，于是用纸贴铲撕了一张图样，回去后找铁匠琢磨打造。李鸭子起用，众人效仿，探铲就传开了。
此后，1992年《炎黄春秋》王兆麟《从盗墓工具到考古利器》、2001年《瞭望新闻周刊》第16期刘雅鸣、桂娟《功过“洛阳铲”》等文，谈及洛阳铲的发明，说法都与此相类。这个故事很完整，主人公的姓名、身份、住址、生卒年一应俱全。
1.时间：1923年。
2.地点：孟津县的某个集市上。
3.场景一：卖水煎包的（家住偃师马沟村）正在搭棚子，用瓦筒状的铁铲子挖洞。
4.场景二：李鸭子在一旁观看，“引起他以搭棚铲代替钢锨找墓的联想”。
5.场景三：用纸贴着铲子撕了一张图样。
6.场景四：回家后找铁匠打了一把。
7.一试果然好用，于是传开了，其他盗墓者便纷纷效仿。
犹如一段电影片的“分镜头”，故事是如此详细，就像发生在咋天，而不像是近百年前的往事。但也正因为故事太详细，反倒会叫人起疑心，故事的细节，尤其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让人觉得更像是虚构加工而成的一篇小说作品。还应该注意到，这一切都是通过李鸭子的长子李合全（有说是孙子）口述出来的。那么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为什么五十年代搞不清楚的问题，几十年过去了，一幅“造铲图”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说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流传越来越广，不少人信以为真，包括近年出版的某些考古学著作也予以采信 ，说明已经形成一定影响。本文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材料说话，以事实说话，就此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洛阳铲是因其特殊构造而产生了独特功能而成为一种盗墓工具的，所以要解决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可分为三个层次：（1)弧形构造的铲子是何时产生的？（2)它的本来用途是什么？（3)它是何时用于盗墓的？
二“圜凿方枘”的来历
传说凿子是春秋人鲁班发明的，其实考古发现，早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凿子。到了夏朝已经有了以青铜制造的木工工具，其中有铜凿、铜锛、铜椎等。铜凿是方柱形，一面刃，顶端留有使用过的痕迹 。依此计算，我国发明金属凿子起码已经有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这把凿子似乎全是金属的，没有木柄。但至迟到了六朝时期，凿子的柄就换成木头的，这样既可以节省金属，使用起来也比较轻便。成书于晋代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一个故事，有这样一段情节：“至年十五，有置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为木也，自下钩之。凿从梁落，陷脑而死。” 这个家奴只看到木柄的一端，把凿子误当作木棒，要把它钩下来，不想凿子的铁头砸在脑袋上，死于非命。
那么圆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从情理上推测，恐怕离方凿子的发明时代不会太远。有一个“圜凿方枘”的成语提示我们，起码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圆凿子，以圆凿子打孔也成了人们的生活常识。战国时期著名的辞赋家宋玉的赋中有这样的话：“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组牾而难入。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后来“圜凿方枘”或“圆凿方枘”作为成语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文体中。《史记索隐》释云：“方枘是笋也，圜凿是孔也。谓工人斫木，以方笋而内之圆孔，不可入也。故楚词云：‘以方枘而纳圆凿者，吾知其龃龉而不入也。’谓战国时，仲尼孟轲以仁义干世主，犹方枘圜凿然也。” 圆凿能打出圆形的孔，是 相对方孔而言；方枘即方形的榫头，是相对于圆榫而言。榫和眼是木制品在结构上的基本要素。常识告诉我们，方形的榫头必须插到方形的眼里，才能安得进去，也才结实；同理，圆形的榫头也必须安到圆形的眼里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方形的榫头安到圆形的孔里，结果自然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还知道，凿子是木工的必备工具，木工做活，榫头是用锯子做，再用其他工具稍加修整；榫眼则是用凿子做。因为榫眼分方圆，所以凿子也分方形凿与圆形凿两种，方凿挖方眼，圆凿挖圆眼。方凿的头部是一斜面，而圆凿的头部则是一接近半圆的弧形（见图）。圆凿的这种特殊结构，使它既能在斧子的猛烈冲击下顺利钻进木头中去，又能在拔出时带出凿掉的木屑；不断变化圆凿的方向，就能很快在木头上挖出一个圆形的孔来。这种原理与洛阳铲能在地上挖出一个圆洞来是完全一样的。商周时代车辆的制造技术已经十分先进，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载，当时车辆制造已有专门分工，除所谓“车人”外，还有专门造轮子的“轮人”，专门制车厢的“舆人”等。制造车轮时，圆凿是少不了工具。
三 卓筒井与圜刃
如果说圆凿只是洛阳铲的“远祖”的话，那么宋代发明的一种打盐井用的钻具，与后世洛阳铲的“血缘关系”可能更近一些，这种钻具当时称作“圜刃”。众所周知，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古代都属朝廷专卖，盐税成了历代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中国古代的盐产约有五个品种：海盐、池盐、土盐、崖盐和井盐 ，因地域不同而种类有别。沿海一带所产是海盐，而蜀地离海远，古代交通又不便，所以食用的主要是井盐。井盐的生产方法是先打井，从地下提取带有盐分的卤水，再加以熬制而成。宋代之前打井的方法比较原始，是所谓“大口井”，于平地人工开掘，井愈深而井口则愈大，卤水枯竭，再往下凿，循此往复开采一层，加深一层，有的“大口井”竟深愈五十余丈，费时费力。后来民间发明了一种开掘方便的小口盐井，称“卓筒井”。北宋文学家文同熙宁年间在陵州为政，曾调查过当地井盐生产情况。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有如下记载：
伏见管内井研县，去州治百里，地势深险，最号僻漏。在昔至为山中小邑，于今已谓要剧索治之处。盖自庆历已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
与文同同时的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他的《东坡志林》中更细致地描述了这种卓筒井的打法及其工作原理：
自庆历、皇佑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可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
后来陆游见到这种卓筒井颇为吃惊，并赞作“海眼”：“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根据苏轼的记述，卓筒井最先出现在宋仁宗庆历至皇佑年间（公元1041—1054)。又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到公元1129年前后，四川地区有凿井的30个州县中，就有17个推广了卓筒井，可见普及之快。卓筒井打井的具体方法是：用一种特殊的“圜刃”挖井，井口的大小只有碗口粗细，井深可达数十丈。井壁用打通竹节的竹竿一根一根衔接起来，用来隔住从旁边渗出的淡水，那么咸水就自然在竹筒中上升。做井筒的竹子别是一种，曰“榨竹”：“卬榨人穴山数十丈，用此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谓之卓筒。牝者为笕，牡者名筷，以取咸泉煮盐。”下面还说到提卤水的方法，利用的是皮筏原理，与现在农村广泛使用的压水井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苏轼所说这种“圜刃”，到底是怎样一种工具呢？根据苏轼的描述，可以归纳出这种工具的几个特点：其一，它是有锋刃的；其二，它的锋刃是圆形的；其三，它的大小约与碗口相似；其四，它可以安上长柄，而且长度可视井深而改变。
实际上就是与现代的洛阳铲造型一样的工具，因为刃成弧形，挖出的井自然也就是与碗口相似的圆筒形。四川自贡市有一个盐业博物馆，馆内还藏有各种钻井工具，其中就有多种古代的“圜刃”，尽管它们有大小之别，但共同点是它们的首端均为圆弧形，弧度较大的与洛阳铲几乎是一样的。
如果说木工的圆凿可能只是洛阳铲的“祖先”的话，那么宋代出现的圜刃就几乎是洛阳铲的“克隆”；当然，更准确地说，洛阳铲是宋代圜刃的“克隆”。
四 “锥探法”与铁锥筒
古代建筑中有所谓“锥探法”，用以检查城墙或堤坝的质量，所用工具在古代文献中称为“锥”、“铁锥”，实即一尖头的铁棍。我们知道，古代有一刑罚叫“铁锥贯顶”，铁锥所以能贯顶，就是因为它是尖头的；又有一个词叫“立锥之地”，也是说的锥头尖细。尖头的铁锥在古代既是一种刑具，也是一种武器，而且还作为一建筑检测工具来使用。据《晋书》一百三十：“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古代夯土筑城，夯得结实，则锥刺不入，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检验城墙质量的简易方法。其后，这种“锥探”之法也用于治河工程中，以检验河堤质量。《宋史•谢德权传》：“又命提总京城四排岸，领护汴河兼督辇运。前是，岁役浚河夫三十万，而主者因循，堤防不固，但挑沙拥岸址，或河流泛滥，即中流复填淤矣。德权须以沙尽至土为垠，弃沙堤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为大锥以试筑堤之虚实，或引锥可入者，即坐所辖官吏，多被谴免者。”古代筑河堤，与筑墙类似，亦是夯土为之，故检验方法亦相同。若筑堤用土中含沙，或夯得不实，则铁锥易入，河堤就必须返工重筑，管辖官吏亦要受到处罚。
到了明代，这种用以检验河堤的“大锥”又有所变化。著名的水利专家浙江人潘季驯，于嘉靖、万历年间曾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后来他将自己的治河经验总结为《河防一览》一书，成为古代水利巨著。在此书卷四“修守事宜”部分，有如下论述：
凡黄河堤必远筑，大约离岸须三二里，庶容蓄宽广，可免决啮。切勿逼水，以致易决。堤之高卑，因地势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打量，毋一概以若干丈尺为准。务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三二遍。若有淤泥与老土同第，须取起晒凉，候稍干方加夯杵。其取土宜远，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积水刷损堤根。验堤之法，用铁锥筒探之，或间一掘试。
这里谈的是黄河堤防修筑方法，从堤之高低、取土地点、土质及检验方法等，皆有规定。土质问题在潘季驯看来对堤防的质量有关键作用，他再三强调“务取真正老土”、“必真土而勿杂浮沙”、“远搜深取，务得胶淤老土”。淤土、胶泥粘性大，以之筑堤更坚固；若堤土中含沙，则为隐患。故严格规定“堤系沙土则不必论坚瑕，皆当改筑。盖沙能漏水，漏水则易溃”（《两河清汇》）。所可注意者是上面引文中的最后一句，验堤方法是“用铁锥筒探之”。那么这个“铁锥筒”是个什么工具呢？与宋代的“大锥”有什么区别呢？潘季驯在《恭报两河工程次第疏》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明白：
再照筑堤不难，而取土为难，或为水占，或为沙掩，远搜深取，务得肢淤老土，方许填筑，夯杵并举，务求坚实。臣等三令五申，诸司道朝乾夕惕，惟此而已。臣等犹虑官夫暗用飞沙填藏堤内，无从辨验，又制铁探筒数拾具，分散各工，令其时时锥探。臣等阅工之时，亦将前器探试。如筒内带出浮沙，捏不成颗，即将本管官究治，挖去改筑。
这里说得很详细，无论是从形制、功能，还是从它的使用方法等诸多方面来看，这件工具与洛阳铲毫无二致，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下结论：明代的“铁锥筒”与如今的所谓“洛阳铲”是完全相同的工具，二者实一物异名而已！铁锥筒的发明，是对尖头铁锥的发展，功能更为全面。尖头铁锥虽然凭手感能试出堤之虚实，但堤“虚”是因土中含沙，还是因为夯得不实，则不得而知，亦即潘季驯所说的“无从辨验”。但以铁锥筒探验，能带出堤内浮沙，则作弊之行无能遁其形矣。
在潘季驯《河防一览》及其后其他治河文献中，“锥凿”、“锥探”、“锥钻”之类的说法其广，所称的“锥”或“铁锥”所指不一，有时是指铁锥筒，有时则指传统的尖头铁锥。如清代《治河奏绩书》卷四：“堤稍瑕即溃，与无堤同。必选择淤土，每覆土一尺，即夯硪三回，筑毕用铁锥杵孔，沃以水，水不渗漏为度。” 这里说的也是一种河堤检验方法，具体方法在清麟庆《河工器具图说》中有载，以木榔头将长不到四尺的铁锥打入新筑堤内，垂直拔起后，立即在锥孔中灌水，“若一灌即泻，名曰漏锥；半存半泻，名曰渗口；存而不泻，名曰饱锥” 。以此法验堤，亦可作弊，方法是“兵夫于提拔之时有意旋转，则灌水易保，名曰泥墙；灌水之时，故将泥浆及胶粘之水灌入，名曰作料。” 那么这里用的“锥”，因为只是单纯打孔，应该是尖头的。锥探之法亦运用于河床的勘察，以探明地下的情况，确定选址方向。如《河防一览》卷六：“自杨家林起至李家道口止一段，计长七十九丈，锥探砂石相兼”，“在水中既不能火煅又不得锥凿”。万历三年九月，尚书刘应节言修河事，谓“以水圭测之，高下有准。以锥探之，上下皆无石。事理甚明，可开无疑”。 这两处所载的“锥”，尖头的和筒状的皆可。潘著《河防一览》卷八：“臣等即自潘家口，历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堳、赵家圏，至萧县一带地方，委有河形，中间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势高亢，南趋便利，用锥钻探河底，俱系滂沙，见水即可冲刷。”卷十一：“古洪内华二闸及护堤等处，逐一锥探，土堤委系老土夯实。” 前者因为要带出地下的“滂沙”，后者是检验堤深处的土中是否含沙，都必须用铁探筒才行，尖头锥无能为力。
铁锥筒是否是潘季驯的发明，从考证的角度说，尚需更充分的资料证明。近见作家田桂林所著的长篇纪实小说《千古大运河》，有不少篇幅写到潘季驯修河的故事，其中有这样的描写：
大堤的修筑质量是潘季驯最为关切的。他日夜奔走在筑堤工地上，督促筑堤民夫选取真土肢泥筑堤，杜绝往岁杂沙虚松之弊；督促筑堤民夫要“夯杵坚实”，防止“豆腐渣工程”。
他反复提醒民夫们：取土宜远，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积水，刷损堤根；大堤的高厚必须符合尺寸要求，勿惜巨费。
近运河边的一段月堤竣工。潘季驯闻报，命随从提督衙门办公处提来铁锥筒：“本官要亲自前往验收。”
“铁锥筒？”随从不解地问道。
“是。铁锥筒。就是前些日子本官设计找铁匠制作出来的那件东西。你去给我提来。”
潘季驯一行，带着铁锥筒来到新竣工的月堤上。
潘季驯在月堤中段停了下来，他命人打开铁锥筒开始钻探，掘至堤底，从十余米的深处探上一锥土来。潘季驯拿过土，认真察看，的确是真土肢泥，完全不含沙，而且夯杵得很坚实。潘季驯满意地点点头。
看来小说是把铁锥筒的发明权归到潘季驯名下的。
其实，到底是谁发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至迟在明代，被今人称为“洛阳铲”而当时称作“铁锥筒”的工具已经出现，而且成为明代河道治理中的必备工具。
五 铁锥用于盗墓
那么这种工具是何时用于盗墓的？就本文开始所引的那个传闻的情节来看，李鸭子并不是洛阳铲的发明者，他只是看到别人使用洛阳铲挖洞搭棚子，仿造了一把改作盗墓用。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最早发明者，却可能是最早用它来盗墓的。事实上，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
文献资料显示，当明代嘉万年间潘季驯打造“铁锥筒”用作勘验黄河大堤的同时，洛阳人就已经把它变成了盗墓的工具。此段材料见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卷三，其云：
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余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
这里所说的“水土深厚”是指土层厚，水位低。人所共知，墓葬怕水，所以要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这样保存的时间才更长。洛阳多墓，一是因为它是千年古都；但更主要的恐怕是看中了它的地势高，风水好。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此处已将铁锥用作盗墓工具。盗墓人不需挖开坟墓，只需预先用一根铁锥插入地下，就可以嗅到“金银铜铁之气”。那么这个“铁锥”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铁锥筒”呢，还是那种传统的尖头“铁锥”？
我们不妨先假设这根铁锥也是尖头的，但有一系列技术问题在明代是无法解决的。
其一，据清麟庆《河工器具图说》，用于河堤锥探的铁锥，长仅二尺至三尺六寸，或有四尺的，这种长度用来锥探浅墓尚可，若墓深“四五丈”甚至“长十丈”，以此锥钻之，如何能透出“金银铜铁之气”？明代铁锥是以传统锻造方法制成，其时既无现代的钢筋拉丝技术，又未发明以镙丝衔接之法，可以把若干节接成长杆，那么这个十几米乃至几十米的铁锥是如何造成的？
其二，退一步说，即使有了这么一个长长的铁锥，又如何用它来钻孔打洞？也就是说，用人力如何将这个铁锥打入地下几十米处？
其三，再退一步说，就算有办法能将铁锥砸入地下，然而接下来将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如何再将铁锥拔出来？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即使将一根一二米长的尖头铁棍砸入地下，以人力再想拔出来都是很困难的，那么入地几十米的铁锥，又如何拔出来呢？
看来，以尖头铁锥强行打入地下的方法，无法使盗墓者嗅到墓中的气味。事实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可能：即用潘季驯验堤的“铁锥”一铁锥筒。因为只有这种形状的铁锥，才有可能打入地下几十米深，并能顺利地拔出来；也只有这种形状的锥头，才能最终形成一个细小的探洞，透出墓中的“金银铜铁之气”，甚至带出地下的土壤、木屑、碎砖石等东西。
中国古代水灾严重，历代治河是个“全民运动”，沿岸百姓每户均需出人，谓之“河工”，他们对修河工具都很熟悉。从情理上而言，既然明代万历年间锥探之法普遍运用于黄河与运河治理中，起码两河沿岸的人对两种铁锥一尖头的和圆筒形的，都不会陌生。洛阳地处黄河南岸不远，以盗墓者的钻营与心机，两种铁锥用于盗墓哪个更好用，明明就摆在那儿，他们怎能舍易而就难，用尖头铁锥而不用铁锥筒？再则，把铁锥筒简称为“铁锥”的并非王士性一人，稍后于王士性的浙江同乡周起元亦曾于明末主管修河，他说：“河官先立标记，然后挑用，不得希图省便，杂用松沙。查先年总河臣曾制铁锥，其锐造为团圏，于告完时巡行插取底土出验，分别功罚。此法甚善，则辨土以固堤根宜饬也。” 他这里所说的“先年总河臣”就是指的潘季驯，“曾制铁锥”并把锥头造成“团圈”形的，就是指潘季驯造铁锥筒之事。王士性与潘季驯是同时代人，都在朝中为官，又是浙江同乡（潘为湖州人，王为临海人），更重要的是，王士性对治河亦颇内行，当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的时候，王还曾经上奏提过建议。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王士性在这里所说的盗墓工具铁锥，就是潘季驯用来验堤的铁锥筒，也就是现在更广泛运用于盗墓、采矿、建筑等领域的洛阳铲！
六“洛阳铲”之名
如果铁锥筒确为潘季驯发明的话，那么“铁锥筒”这个名称也应该是他所创。虽然只是在原有“铁锥”名称上再加个“筒”字，但把它与尖头铁锥的本质之别区分开来。正因为是新创，它的叫法显然还没有固定下来，所以连潘季驯本人都不统一。在前面的两段引文中，潘一次称它为“铁锥筒”，一次又叫它“铁探筒”，但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件东西。至于像王士性、周士元等，则仍然以“铁锥”的传统名称来称呼它，因为“锥”或“铁锥”之名其来甚古，虽然锥头由尖形的变成了圆筒形，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它为“铁锥”，是很正常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洛阳盗墓的高潮期，洛阳铲也成为盗墓者手中最便利的工具，但那时显然并没有“洛阳铲”之名，所以人们对它的称呼非常杂乱，有的叫“瓦铲”，有的叫或“铁铲”，还有的仍然承袭古代的叫法，称“铁锥”。
如1933年，当时的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考察邙山东汉帝陵，后以考察情况著《洛阳访古记》一文，其中提到当时的盗墓情况：
按所谓以铁锥入地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者，曩者吾乡传述，亦有此说，证之事实，殊不尽然。近日掘古物用器，名为瓦铲，重七八斤，铲端铁刃为筒瓦形，略如打纸钱之圆凿，围径约三寸而缺一口，后施长秘，用以猛刺土中，土自铲心上出，顷刻之间，凿穴深可寻丈 。
之所以称“瓦铲”，是因为铲头“为筒瓦形”，古代的瓦亦作弧形，与洛阳铲的形状极相似。王本人是洛阳新安人，既然他明确说当时这种工具名为“瓦铲”，应该是洛阳当地人的正式称呼，比较可信。直到现在，当地人一般还俗称为“瓦垄铲”“瓦垄锨”。
考古学家卫聚贤、李健人在描写当时的盗墓情况时都称“铁铲”：
由数人组织公司，或单独一人出资，雇用工人若干名，用铁铲曲为多半圆洞形，置长木柄，在地上隔五尺凿一洞。因持铲凿地，土攒入铲中，用手将土取出，看土为活土死土。所谓死土，即天然的地层，活土是地层混乱，地层混乱由于曾掘地埋人，将土翻过所致。遇见活土，凿能容身的大洞而下，十九必得古物 。
有一种专以掘发古墓为职业之人，有累世父子相传至数代者。本其经验，以铁铲（长木柄，端置铁制圆铲，口径寸余，中孔）试墓地之土色，即可辨明其为何代之墓，并有无贵重古物，他处所未闻也。
后一则资料说这些盗墓人以此为职业，有的已经世代相传数辈人，都是用的这种“铁铲”，也可证明它的发明或用于盗墓绝非迟至1923年。因为李健人所说的这种情况是二十世代三十年代的事，“数代人”起码也要往前推五六十年，不可能只十几年。
还有考古学家仍将洛阳铲称为“铁锥”。1936年，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文物学家袁同礼，在考察了洛阳的盗墓情形后这样记载：
洛阳为吾国旧都，古迹甚富，城北城东，古墓尤多。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为大宗。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采试地层之用。沿城北邙山一带，盗掘痕迹，不计其数。
称为“铁锥”，其实这是承袭古代的称呼。至于他也把此种工具归于当地盗墓人发明，那是他失于考证之故。
上面这些不同的叫法，说明即使在洛阳地区，那时也还没有“洛阳铲”之名。如此看来，“洛阳铲”之名出现较晚，很可能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才有的。笔者发现的最早一篇介绍洛阳铲的文章，发表于1955年第7期《文物参考数据》，作者为若是、士斌，题目即为《洛阳铲》。同年，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题为“洛阳铲已被广泛采用”的报道，说“一种轻便好用的探测工具一洛阳铲，在基本建设和发掘古代文物中被日益广泛采用着。在洛阳、郑州和西安等市基本建设工地上和在黄河沿岸的勘察队伍中，洛阳铲处处受欢迎”。从此，“洛阳铲”之名广泛传开，成了这种工具的正式名称。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