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港、澳地区电影的研究，是中国电影探索与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也是构建包含台、港、澳地区电影发展史在内的宏观中国电影发展史叙述的必备环节。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内战/冷战格局的影响，内地对于台、港、澳地区电影的讨论和研究几乎为零，两岸的隔绝与对立状况也持续了近三十年，这种僵持状况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而打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开启了内地台港澳电影研究之路，也开启了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之路。
第一个十年 打破僵局、初步引介
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标志着内地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一九八一年九月，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叶九条”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次年十二月，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确立了“特别行政区”的合法性。随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逐步形成，内地对台港澳地区文化的引介也逐渐展开，在《大众电影》《电影艺术》《当代电影》《电影评介》等刊物上相继登载了一批有关台港电影的资讯，涌现出陈飞宝、蔡洪声等一批台港电影研究者，对台港电影从文本、题材、作者、演员、传播等多方面介绍和推荐，大多数研究者和介绍者一改改革开放前对台港地区文化单一性批判的立场，对台港电影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内地学界对台港澳电影的研究和讨论尚在起步阶段，多为现象性和整体性介绍与转述。
一九八一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大型电影年鉴《中国电影年鉴1981》中首次开辟“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专栏，对台港电影进行介绍，将台港电影纳入中国电影的研究范畴。此后《中国电影年鉴》对台港电影的介绍，除了搜集整理台港电影的相关资料外，研究性文章多转载自台港地区的刊物，或直接向梁良、司徒浩、宋之明等台港地区学者约稿，通过这种方法，借台港学者的文章辗转表达内地学界对台港电影的看法和观点，将台港电影的“混乱”“黯淡”与内地电影的“探索”局面相对照。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后更名为台湾研究院）的陈飞宝是较早介绍、研究台湾电影、电视与新闻传播的内地学者，由他编写、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台湾电影史简编》是内地最早介绍台湾电影发展史的专著，该书按照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对台湾电影的影响和台湾电影的发展特点，分日据时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光复后时期（一九四六—一九六〇年），六十年代（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七十年代（一九七一—一九八〇年），以及八十年代等五个时期来介绍，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台湾电影生产、发展、变化以及走向危机的过程。今天看来，作为“内部参考”的《台湾电影史简编》因为当时研究资料不足等原因略显单薄，此后两年多，陈飞宝在原稿基础上做了较大调整和补充，更名为《台湾电影史话》，一九八六年七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书中明确指出，“为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台湾电影，开展对台湾电影的研究，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书以促进海峡两岸电影艺术交流，拓展中国电影研究的领域，为创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体系尽一点力量。”本书为当时薄弱的台湾电影研究界提供了了解和研究台湾电影的资料，也为起步中的内地台港电影研究奠定了基础。陈飞宝还先后发表了《台湾电影发展述评》、《试论台湾写实主义电影发展的脉络和特点》、《论台湾新电影》等论文，对台湾电影的发展进行脉络性梳理的同时，还对当时在写实主义风潮影响下的台湾新电影予以论述。
此外，一九八七年内地刊物《电影评介》上连载了张锐鹏的《台湾电影史拾零》，对台湾电影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和概括。
一九八六年的《汪洋中的一条船》是第一部在内地公映的台湾电影，引起极大反响，《电影评介》上曾先后刊登一系列评论或介绍性文章，白沐在《台湾电影亟待重视》一文中写到“台港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就像香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样”，并质疑“为什么我们堂堂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缺乏对台港电影的介绍？为什么我们的中国电影家协会没有人专门从事台港电影的研究？我们的电影出版社很少出版台港电影的书籍？”这些疑问真实体现了因政治原因造成的内地学界长期对台港澳电影的忽视。
此时正逢台湾“新电影运动”时期，内地学界对台湾新电影及其代表导演表现出极大地关注，刘文峰的《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一瞥》对新电影的产生、类型、特点及相关争议都做了详细介绍。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电影评介》等内地电影期刊就有了对香港电影节和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介绍，但对香港电影的研究和讨论还比较粗浅，基本处于对商业电影发展模式的探讨上，这种意识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九八八年七月，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举办“第三时期的中国电影北京、台北、香港学生电影录像汇展”，北京电影学院、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电影科、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电影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组等院校、科系参展。汇展除了放映三地的学生电影和录影带外，还举行了影视教育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峡两岸电影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尽管这次交流在第三地香港举行，却开启了内地学者与台湾学者在电影领域的学术交流。
同年十一月，由一批从事台湾、香港电影研究的学者、专家发起组织的民间学术团体——“台港电影研究会”在北京宣布成立，并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台湾电影观摩座谈会暨台港电影研究会成立大会”。会长石方禹在开幕词中指出“大陆电影与台湾电影、香港电影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又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把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比较和研究，不但对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民族电影，探求中国电影今后发展的趋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探讨我们整个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底蕴、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二个十年 积极交流、加深理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受香港澳门回归、两岸会谈、东南亚金融危机等事件影响，台港澳地区出现一批突显国族想象的电影作品，电影发展呈现多元化格局。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内地与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整个国际世界的交流不断加强，通过合作与学术交流，内地学界对台港澳电影有了更多了解，内地的台港澳电影研究在组织机构、研究人员、思想观念等层面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一九八九年五月，厦门召开的“台湾电影电视艺术研讨会”是四十年来两岸电影研究界在内地进行的第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会议期间，两岸学者就台湾新电影的历史、现状和前景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与会学者的论文分别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当代电影》等内地刊物上发表。同年九月，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上海电影资料馆与《电影新作》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台湾影片观摩研讨活动，就《稻草人》《风归来的人》《玉卿嫂》《嫁妆一牛车》《我是一片云》等台湾电影在思想内涵、美学追求和创作局限方面都进行了讨论，与会学者对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台湾影片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台湾电影艺术家对艺术具有极其顽强而执着的追求精神，在吸取外来先进观念和技巧进行探索创新的同时，在作品中保持并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风格。
一九九二年七月，蔡洪声、黄式宪和陈飞宝等三位内地学者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迈出了海峡两岸电影学术双向交流的重要一步。这次出访无疑加深了内地学者对台湾电影的认知，蔡洪声在比较两岸电影异同时表示“虽然曾经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互相隔绝，虽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发展轨迹，但是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在文化层面上却是完全想通的。”陈飞宝也在《对台湾电影的几点省思》一文中对分析了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制约台湾电影的生产和发展，并就九十年代台湾电影环境发生遽变将对电影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九年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在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奖，一九九三年李安执导的《喜宴》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赢得“评审团奖”，为内地带来一股“新电影”研究热潮。一九九〇年九月，侯孝贤造访北京电影学院，在致辞中他表示“台湾电影的母体在中国。台湾电影只是中国电影文化的一个支流”。此后数年，“新电影”和“李行”、“侯孝贤”、“杨德昌”等台湾导演都成为内地电影研究者热衷研究和讨论的关键词。如陈野的《台湾新电影导演谱》通过对侯孝贤、杨德昌、张毅、陈坤厚等11位台湾新电影导演创作经历的介绍透视台湾新电影的发展轨迹；蔡洪声的《台湾的乡土电影大师——李行》向内地观众介绍了台湾电影发展史上这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乡土电影大师；李奕明的《静观默察写台湾——侯孝贤电影世界初识》从主题方式、视听语言、诗学风格等方面探讨了侯孝贤的影片；石伟的《台湾新电影中女性形象之刍论》集中论述八十年代以来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于中莲的《香港新电影回顾》分析了香港新电影兴起的主客观因素、发展历程和特色等；吴亚明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女性电影初探》分析了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涌现出的几类女性银幕形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学界对台港澳地区和海外社会文化了解逐渐增多，研究也随之理论化。一九八九年在《电影评介》上连载的刘小狄的《香港电影简史》和一九九一年《当代电影》第三期上刊登蔡洪声的《香港电影发展脉络》都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香港电影发展历史；李以庄的《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变迁》在回顾了香港电影发展轨迹的同时，突出了香港社会变迁对电影制片产业的影响。寇立光的《台湾电影创作概论》从社会发展史和创作论的角度对具有代表性的台湾优秀电影进行了审美方面的评述。陈犀禾的《“第五代”电影和台湾新电影之比较研究》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岸新电影运动作了比较，其中关于成因及变化前景部分的观点颇有新意。一九九七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杨德建的硕士论文《都市的忧虑——杨德昌电影研究》重点分析了杨德昌作品的现代性话语，从影片叙事结构和影像风格等角度对杨德昌的理性创作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陈飞宝的《初探台湾电影导演结构及其电影美学特征》一文对台湾电影导演群落有了更为全面的观察和分析，将在政治和资本两方面因素影响下的台湾电影导演从年龄、经历、背景、电影题材、表现手法和导演风格等方面区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代是日据时期的刘喜阳、张云鹤和光复初期的张彻、张英等台湾电影的开拓者；第二代是李行、白景瑞、李嘉宋存寿等出生于一九一九—一九三七年间，来到台湾后才进入电影界的导演，也是这一代导演奠定了台湾电影传统和美学风格；第三代导演是陈耀圻、陈坤厚、王童、林清介、王菊金等出生于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抗战期间、台湾光复前后，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开始独立执导电影的导演群落，他们对前一辈导演的文化观、电影观、艺术表现手法和技术手段都有所吸收，虽然走出了自己的风格，但在电影语言和观念上与老一辈导演一脉相承；第四代导演指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等一九四五年后出生、一九八〇年后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群落，他们在电影美学结构和现代电影美学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陈飞宝在随后一篇文章《台湾第五代导演及其艺术风格》中又专门分析了台湾第五代导演（即一九八七到一九九二年间开始独立执导电影的导演）的艺术风格，归纳其影片特点为视觉风格强烈，具有浓厚个人色彩，创作上偏向城市、次文化的描述，不但没有历史文化的包袱，反而因台湾浓厚的人文色彩而有了更多的表现题材。
受香港回归影响，一九九七年前后内地学界对香港电影的研究呈现井喷式增长，其中不乏大量探究香港电影中传统文化因素的论文。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广州举办“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对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研讨。影展展映了香港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十二部影片，来自两岸三地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对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香港的重要制片机构、粤语片的发展与成就、香港的类型片、导演艺术、表演艺术、“台湾因素”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合作拍片等专题进行了研讨。谭春发的《不可分割的银幕源流——祖国内地与香港的电影渊源及互动关系》提出了“香港电影在接受了内地电影文化母体，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的时候，以自己所拥有的条件去影响内地电影，进而造成一种两者之间的互动状态”。陈野在《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一文中介绍了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同时为香港的电影事业做出杰出贡献、有“香港电影之父”之称的黎民伟先生。蔡洪声在《香港电影中的中华文化脉络》一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香港电影尽管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中华文化脉络，而这一脉络，从黎民伟等创建华美影片公司并拍摄《庄子试妻》时即已非常清晰。这些论述都着意呈现了当代香港电影发源于中国内地，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滋养，在彼此交流中与内地电影共同成长的轨迹。
在倪震、黄式宪、郑洞天、陈墨、胡克、何建平、周星、贾磊磊等一批内地电影学者的努力下，香港电影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同于香港学者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的“大陆学派”，他们以《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为园地，与台、港学者展开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也为台港澳电影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角度和更广阔的视野。
在这个时期，内地出现了一批台港电影方面的专著。古继堂的《台湾的电影与明星》基本属于偏重于普及性介绍。一九九三年九月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寇立光、李玉芝合著的《台湾香港名片欣赏》选取了五十部台港电影作品进行鉴赏。一九九八年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的《香港电影图志（1913-1997）》是继《中国电影图志》之后，为纪念香港回归特别推出的。该书将香港电影划分为六个发展时期，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较为详尽地展现出香港电影一九一三到一九九七年的脉络，通过剧照、工作照、人物照、电影海报等图片，配合香港电影大事记和专题介绍，呈现出香港电影的基本面貌。
与台湾和香港两地相比，澳门电影事业起步较晚，一九九五年，蔡氏兄弟影业公司拍摄出品了首部反映澳门本土文化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次年澳门电影协会正式成立，开创了澳门历史新篇章，也引发了中国内地对澳门电影的讨论。韦连城在《试探澳门电影如何发展》中指出，澳门电影应该立足澳门，挖掘和选取题材进行创作，着力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和探索，同时也要注意题材多样化，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发挥优势，不断创新。
与此相应，“港台电影”作为一门课程，在九十年代已经进入了内地高校和研究院所的课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于一九九四年开始招收港台电影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西南师大中文系影视专业、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等高校都增设了相应的课程或讲座，开始着意培养青年研究人才，在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推动下，更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开始涉足台港澳电影研究领域，在文本分析、文化批评、电影史写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应成果。
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台港澳电影研究的起步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因两岸四地社会文化交往的频繁，学术研究界对台港澳电影的了解和研究都更为深入，除了总体性和现象性的报导与描述外，针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和学理性的论证增多：黄式宪的《时代投影：主体的苏醒及镜语重构——台湾、大陆新一代电影美学比较》、郑洞天、施湘飞的《<悲情城市>的电影形态》、贾磊磊的《台湾新电影的叙事与阅读》、王琛的《香港“英雄片”——男人灵魂深处的梦》、蔡洪声的《台湾电影的发展历程》、陈墨的《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衍变》等文章议题创新、视角独特、议论精准，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准。
第三个十年 确立经典、构建体系
跨入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内地台港澳电影研究呈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随着最早一批设立相关学科的高校及研究院所培养的专业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在学术上的日渐成熟，有关台港澳电影方面的大量专著、评论文章和博硕士论文出现。这些研究不仅内容多样、观点新颖，更通过学理上的论证，完成了台港澳电影经典化与体系化的过程，将台港澳电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台港澳电影的研究中，作者论、作品论和文本分析是研究者最为热衷的领域，这些数量繁多的论述，一度将台港澳电影研究推向了热门（相较于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其他相关领域），同时确立了部分影片及其创作者们在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
台湾新电影及其代表导演依然是内地学者颇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孙慰川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述评》反思了台湾新电影的教训主要在于“在追求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时候，没有充分重视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新电影越到后来越往精英文化的道路上走，从而与广大观众越来越远——这其实违背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本质。”孙慰川的另一篇论文《王童，台湾电影界的今村昌平》以新电影导演王童为研究对象，指出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两大叙事主题是记录个体的成长与反思台湾的历史，而王童在“后新电影时期”的创作仍然延续了新电影的追求，其执导的电影《无言的山丘》是当代台湾电影史上一部艺术精湛、气势恢弘的力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南京师范大学二〇〇三级硕士生蒋俊的毕业论文《形象的理性，艺术的思辨——杨德昌电影研究》通过对杨德昌电影的叙事手法、选材内容、电影语言、片名和具有意象性的结尾等方面的分析，展示了杨德昌电影的理性思辨。倪震的《侯孝贤电影的亚洲意义》探讨了侯孝贤电影在历史叙事中交织着个人经历和台湾社会演进的创作意识的变化历程，进而探讨他中期作品以来的亚洲视野和怀旧情结，通过对其亚洲叙事和镜语风格的讨论，挖掘其电影在亚洲文化中的意义。周斌的《论朱天文的电影剧作》讨论了台湾新电影重要编剧之一朱天文的电影剧作，指出以其小说创作《小毕的故事》《冬冬的假期》等改编的电影剧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台湾电影界与文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催生了一系列文人电影的问世，显示了台湾新电影的成就和特色。此外，武汉大学的赵倩琳、暨南大学的熊晓霜、华东师范大学的顾杏娣、浙江大学的金舒兮、东北师范大学的王巍等人均以侯孝贤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对象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论述，河北大学的黄钟军、武汉大学的张琼等人也在硕士论文中论述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简言之，台湾新电影已经成为研究台湾电影不可逾越和忽视的重要环节，也是内地研究者重要的学术生发点。
“新电影”风潮之后，九十年代初台湾电影出现了所谓“第二浪潮”，李安、蔡明亮、徐小明、何平等导演回避了上一代导演的“乡土情结”，走上一条多元化探索的新道路，一九九四年夏天，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筹备举办了“迎接新新电影”系列活动，这股潮流也随即被命名为“新新电影”。这股潮流恰与新世纪到来之时中国内地正在经历的都市化风潮相契合，世纪之交台湾电影的新走向引起了许多内地学者的关注。河北大学王曦的硕士论文《行进中的台湾新新电影》梳理了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电影由“新电影”到“新新电影”的发展脉络，运用社会学方法记述“台湾新新电影”产生的艺术背景和社会背景，运用美学、艺术学和比较学的方法分析“新新电影”的主题内容、风格特质、镜头语言与“新电影”运动的不同，并通过分析台湾电影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展望了“台湾新新电影”的未来。徐漾的《蜕变中的反叛——试析台湾从新电影到新新电影和新都市电影成长主题的沿革》抓住“新电影”、“新新电影”、“新都市电影”等几次台湾电影潮流中都有所关注的“成长”主题，探求该主题所隐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孙慰川的《论蔡明亮的写意电影及其美学观》指出蔡明亮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电影政策最大受益者，在电影题材的开拓、电影语言的创新和风格探索等方面均有大胆尝试，自然主义的美学观在电影中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美丑界限，也促使其电影缺乏认同主体，文章深入系统地剖析了蔡明亮的创作，并由此探索了九十年代台湾电影业陷入低谷的原因。李晨的《李安电影的东西方文化观——解析“父亲三部曲”》以李安早期作品“父亲三部曲”为例，立足于影片，在解析影片中阐述的东西方文化观念冲撞的同时，探讨了导演自身的文化体认。
动作片和喜剧片是香港商业电影的重要类型，这些原本属于大众流行文化范畴的案例却因其成功的生产和广泛的传播而受到研究者关注，在反复研究与讨论中，这些商业电影的艺术性和人文性被不断挖掘与提升，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成龙电影在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电影、世界电影中都占有其一席之地，一九九九年九月，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北京举办了“成龙电影研讨会暨回顾展”，对成龙的创作进行研讨。蔡洪声的《成龙的电影世界》、胡克的《成龙电影中的喜剧性动作与暴力》、王海洲的《成龙电影：英雄形象及其变奏》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解析了成龙及其电影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徐克是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创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了到顶峰。这些电影节奏明快，剪接流畅，武打特技新颖、大胆、富有想象力，具有强烈的视听震撼效果，将香港动作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林敏《徐克的电影世界》、张燕《徐克电影中的香港意识和中国想象》等论文以及南京大学殷海峰的硕士论文《“尴尬的中间人”——徐克电影侠客形象论》都从不同角度对徐克电影及其中的人物形象、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杜琪峰也是香港电影导演的独特代表，他的创作涉及喜剧、武侠、警匪、后现代等多领域，善于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寻找平衡，李相的《杜琪峰之“黑色映像”》选择杜琪峰在组成银河映像有限公司之后执导的几部主要影片，从形式语言和影像风格方面出发，从不同角度对其黑色电影美学特征进行了归纳，探讨其作品对于黑色电影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揭示其在类型电影中努力实现自我风格确立的作者电影理念。许乐的《香港有位杜琪峰》以杜琪峰为参照，对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生态进行了剖析。孟浩军的《杜琪峰电影完全接触》则指出“杜琪峰电影中流露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现实的自觉及对自我的挑战，在香港电影的浮躁中显出一种清新超脱的品格”。
王家卫可以说是最重视电影艺术性的香港导演，也是最具风格化的香港导演之一，他独特的电影语言构成了世纪之交香港后工业与后殖民社会语境中作者电影的独特景观。李道新的《王家卫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从王家卫电影的地位、角色、身份和性别出发，透析其电影的内在困惑与情绪张力。陈墨的《生命的呢喃——王家卫电影阅读阐释》从王家卫电影的镜头画面——时空印象、画外之音——心理结构、作者电影——生命意识及其表达等三个方面建立阐释框架，对王家卫的电影创作进行阐释。
这个阶段的研究中还有大量对周星驰、吴宇森、许鞍华、关锦鹏、彭浩翔、陈果、刘伟强等电影创作者及其电影作品的分析和论述，促使台港电影成为学界、媒体和大众的热门话题。
新世纪到来后，随着理论程度的加深，学界对台港澳电影的产业研究、文化批评和类型化讨论也更具针对性。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索亚斌的硕士论文《东方暴力——一种美学风格的探讨》以“东方暴力美学”这一概念为总括，探讨香港商业电影在表象暴力场面时与西方同类电影的区别。谭亚明的硕士论文《香港鬼怪灵幻电影研究》以分类、比较为基础，研究香港鬼怪灵幻电影的形态特征、表现方式及文化内涵，采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文本形态分析，试图解释香港鬼怪电影现象，寻找其类型特征。张燕的《香港喜剧类型电影浅析》从故事架构、人物关系、表现手法等方面梳理了香港喜剧电影的类型特点，展望了其发展前景。许乐的《黑白森林：香港黑社会片的社会文化症候读解》从社会文化角度解读了香港黑社会电影。这些类型研究文章不再止步于对影片类型描摹和影像特征的现象式呈现，而力图将某种类型及其产生、发展的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动因相关联。
赵卫防的《制片体制对香港电影创作的影响》分析了香港电影发展历程中，独立制片和大制片厂流水线式制片两种体制具有轮流登场的规律性，这一规律使得香港电影创作中呈现出商业化比重和艺术性比重交替占先的轮回现象。这种轮回成就了香港电影的繁荣，并完成了香港电影在不同时期商业类型和艺术个性的最佳配置。李韧的《邵氏家族企业史与电影产业发展》、刘辉的《邵氏兄弟（香港）公司大制片厂制度分析》、王海洲的《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以及胡春景的硕士论文《文化与产业：邵氏电影的双重解读》均分析了香港最大的制片机构邵氏家族电影产业对香港电影生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二〇〇五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大量的影史著作集中出版，对台港澳电影发展史的书写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内地台港澳电影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此前因为长期的隔绝，内地电影研究界一直无法将两岸四地电影发展纳入同一范畴书写，随着交往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两岸四地电影界和电影学术界共同参与的中国电影史应运而生。二〇〇七年，由内地、台湾、香港三地电影史学家共同组成编委会，内地著名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台湾著名电影导演李行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担任编委会主席，集两岸数十位电影史学家、电影研究者共同编写完成的《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客观地记录、展示了百年来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两岸四地的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进程及成就。全书采用编年体例，图文并茂，在每年度中分别按内地、台湾、香港顺序排列，以“大事记”、“影片目录”、“重大事件”、“史料摘录”、“重要人物”、“重要影片”等文字内容，配以“事件照”、“剧照”、“人物肖像”、“报章文照”等图片，极力整合了两岸四地电影界的学术资源，站在“统一”中国电影史的立场上，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与书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力图整合内地、台湾和香港电影的整体面貌，深入阐发中国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蕴涵，按中国电影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将中国电影文化史划分为四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蕴的历史时段，并在具体的历史陈述中，把握各个时段的电影作者、文本或电影类型，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史》和陈墨的《中国武侠电影史》把武侠片的发展过程做了清晰梳理，力图把两岸电影的历史整合在中国电影史的宏观叙述中来。此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史（1897-2006）》和孙慰川的《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两本论著以内地学者的立场梳理了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〇〇八年，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与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联合举办“华夏杯”台港电影优秀论著评选活动，对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七年底内地台港电影研究成果进行甄选，陈飞宝的《台湾电影史话》、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编《香港电影图志》等三部专著，以及黄式宪的《时代投影：主体的苏醒及镜语重构——台湾、大陆新一代电影的美学比较》、贾磊磊的《台湾新电影的叙事与阅读》、王琛的《香港“英雄片”——男人灵魂深处的梦》、侯军的《李行的电影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王海洲的《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张燕的《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历史演变》、石川的《族群认同与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形象》等十五篇论文获奖。这些获奖专著和论文充分体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研究者在台港澳电影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卓越水平。
第四个十年 开拓视野、融合贯通
建立一个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宏大的中国电影学术体系，成为了许多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电影研究者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两岸四地华语电影的融合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film）这一概念最初由台湾学者在九十年代初提出，是为协商两岸四地相异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取向而诞生的。随着二〇〇三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和二〇一〇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的签订，“华语电影”逐渐从理论性建构深入到中国电影产业和合拍片实践中，对“华语电影”这一整体概念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讨是近十年来学者们格外关注的内容。
傅莹、韩帮文的《“华语电影”命名的通约性》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华语电影命名的基本逻辑，厘清“华语电影”概念史，从而说明了“华语电影”命名的合法化问题。文章指出：“华语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整合观念已经在产业运作、大众传播、学术生产等层面成为一个广泛运用的语汇，人们不再限于使用“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等蕴含地理/政治意义的概念来指称一种空间维度上的电影“群落”，而是开始使用“华语电影”这一更具外延包容性与内涵亲和力的术语来概括语言上具有同一性、文化上具有相似性、产业上具有交融性的几大电影板块。作为“中国电影”概念的延伸，“华语电影”不仅更明确地指称了两岸四地电影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景象，同时也涵盖了跨国（区）资本运作的状况。而今媒体也广泛使用“华语电影”概念指称相关空间的电影工业实践，甚至这一概念被学术界集约为全球华人心理认同的文化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华语电影”已经成为显在的事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范畴阐释、现象解读、理论提炼。简言之，“华语电影”预示了一种新的电影批判风潮、理论旨趣与学术动向。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和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华语电影论坛“华语电影：影像、资本与文化的跨界流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此前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于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一年召开了第一、二届世界华语电影论坛。在这次会议上，海外学者鲁晓鹏阐述并比较了“华语电影”和“华语语系电影”两个中文（中国）电影的研究模式，回顾了华语电影理论发展的三个板块，即九十年代以来的港台中文学术界、九十年代以后的海外英文学术界，和当今中国内地的中文学术界，及其各自特点，并讨论了新世纪以来“华语语系”这一概念在海外产生的缘起、特点和演变，呼吁影视理论家们致力于建构一种交流、对话、包容、多元、开放的理论框架，而不是互相排斥、对抗的理论框架。
随着ECFA和CEPA的实施，两岸四地电影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特定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产生的文化现象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张燕在《后CEPA时代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现实观照与文化表达》中指出，CEPA实施以来，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已发展成为两地电影的创作主力和市场中坚，并已转向内容创作与文化表达的交汇融合，在日常题材、类型创作中凸显现实观照美学，并分别为两地电影生成了“新主流电影”与“新香港性”的文化新景观。南京师范大学程茜的硕士论文《ECFA时代两岸合拍片的跨文化研究（2010-2015）》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两岸合拍片的相关文本，以跨文化差异理论为主线，分析两岸不同文化体系的认知标准与操作规范所引发的合作难题，分析了两岸合拍片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
一九八九年，台湾电影的辅导金政策开始实施，对台湾电影的选题、类型、市场定位、制片策略和艺术风格等诸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台湾当局对电影的辅导政策，有些直接冠以“辅导金”之名，有些则通过其他手段加以干预，孙慰川的《台湾电影辅导金政策的嬗变》一文将这些政策纳入研讨范围，以期对台湾电影的辅导金政策有一个更全面和完整的认知。金欣、袁少桐的《台湾电影辅导金政策探析》一文也指出自实施这一政策以来，台湾辅导金的额度基本上呈逐年上涨趋势，其辅导的范围由最初的剧情长片和摄制过程转向制作、发行、放映、市场营销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但在定位、执行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胡喜辉的硕士论文《香港电影检查制度评述》从中国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现状出发，对香港电影检查制度与分级制度进行考察。针对内地审查标准繁琐不明晰、审查程序冗长不透明、没有设立分级制度等主要问题点，详细介绍了香港有关制度的设计，以期对中国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改进探讨有所借鉴。
二〇〇八年是台港电影发生重要转机的一年，香港电影通过与内地合拍片拓展了思维和观赏价值的维度，美学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台湾电影则在一批新锐导演的带动下取得了重大成果，以《海角七号》为代表的影片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甚至人将二〇〇八年以后的台湾电影命名为“后海角时期”或“后新电影”。二〇〇九年二月《海角七号》影片在内地上映，对《海角时代》的讨论成为两岸电影研究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张重岗在《<海角七号>的叙事纬语》中指出，《海角七号》中诸多元素的拼贴已使之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杂烩，给予电影界说书人的自我定位，编导魏德圣选取各年龄段台湾人的郁闷和焦虑作为影片的情绪主线，伴之以底层视角和怀旧情结，来解开主体的心灵之谜。遗憾的是导演陷入了叙事话语的内在冲突中，在这里，深沉的历史、人性话题与娱乐化、商业化的处理方式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悖谬。影片的品格在此种意向主导下不免大打折扣。李晨的《难以规避的历史与现实——也谈<海角七号>》认为影片在台湾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不仅因为该片中涵盖了当下诸多流行元素，更由于片中呈现出强调本土的论述方式以及柔化殖民历史的价值观，恰好迎合了台湾社会的政治审美取向，这种想象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李娜的《从<海角七号>到<1895>》将《海角七号》与《1895》两部影片作比，一现实，一历史，“相反相成”地表现了当下台湾的“政治正确”：以“草根”为底的“爱台湾”意识，以“多元”、“宽容”的历史观重新评价殖民历史与对日关系。陈美霞的《<海角七号>与台湾电影产业》以《海角七号》为文本，从文化产业角度切入，分析了影片在台湾电影产业中的位置，及其对台湾电影产业的启示。
《海角七号》的巨大成功为处于低迷期的台湾剧情片打了一剂强心针，此后一批新锐导演拍摄的具有青春意向的影片占据了银屏，对“后新电影”、“青春片”，以及魏德圣、钮承泽、林孝谦等导演的讨论也随之增多。韩琛的《台湾“后新电影”：庶民美学与本土想象——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中心》认为以这两部影片为代表的“后新电影”是继“新电影”、“新新电影”之后形成的台湾电影新世代，“后新电影”放弃了“新电影”的精英主义立场，致力于大众化、本土化的商业电影生产，并形成了以“台客影像”为主要标志的庶民美学风格，在塑造新的本土镜像的同时，放大了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中的后殖民内涵，表征了当下台湾在中国/新房双重凝视之下的身份困惑。张燕的《“后海角时期”台湾新锐导演创作：在地文化、商业自觉》指出“后海角时期”台湾影坛涌现出四五十位新锐导演，他们自觉告别“艺术电影”，努力以在地文化表达和本土经验书写为核心，自觉推进商业类型创作。目前新锐电影已成为扛鼎台湾电影产业和主导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主要归功于制片企划与商业制作、电影营销、跨界合拍与多元市场开发。台湾新锐导演群体创作的繁荣态势，实际上是台湾电影管理部门、台湾电影界、企业机构等多年调整辅助政策和建立培养机制的合力结果。
随着新世纪以来台湾政治形态的变迁，台湾电影中的政治意识也有所强化，原住民、外籍劳工、同性恋、殖民历史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电影中。山东大学韩婕的硕士论文《台湾电影中日本殖民记忆的转向：媒介社会学的视角（1987-2017）》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殖民记忆理论，使用文本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聚焦于一九八七到二〇一七年间台湾电影中关于日本殖民记忆的呈现，以台湾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整体风貌为问题语境，探讨电影、殖民记忆与身份认同间的理论关系，对电影中关于日据历史的多元解读与暧昧转向进行了分析。二〇〇五届四川师范大学彭洋捷的硕士论文《新世纪台湾同性恋电影研究》分析了作为表意空间的城市，对新世纪台湾同性恋电影发展及人物命运等的影响，用女性主义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重点分析了影片中同性恋形象的建构，从影音和形象两个层面，对新世纪台湾同性恋电影具有的审美情趣进行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二〇一七届任弼华的硕士论文《台湾同性恋题材电影在大陆传播的受众分析》对台湾同性恋题材电影在大陆的传播渠道、受众类型、传播内容进行了宏观分析，总结台湾同性恋题材电影在内地传播的现状及优劣条件。陈玲的《台湾电影原住民影像特点研究》梳理了百余年来台湾电影中涉及原著民题材的影片，探讨了随着社会变迁原住民影像的特点。
纪录片是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剧情片的一度低迷，政治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以及科技的发展和技术门槛的降低，台湾、香港等地的纪录片创作逐渐活跃起来，对台港澳等地纪录片的研究也随即出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李晨的专著《光影时代——当代台湾纪录片史论》是一部关于台湾当代纪录片的专著，选取当代台湾纪录片为重点文本分析对象，对当代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学、文化、影像生产及其美学形式，台湾政治变革导致的社会生态变化，以及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结构性问题做了深入和系统的考察，该书以文化研究为理论基础，结合历史学研究方法，同时结合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既有对台湾纪录片发展宏观视野上的把握，更注重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历史维度。喻溟的《台湾纪录电影崛起之路》梳理了台湾院线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探讨商业价值与人文思考如何平衡的问题。此外，南京师范大学罗祎英也选取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九年台湾社会纪实类纪录片为研究对象，写作了题为《1980-2009台湾社会纪实类纪录片研究》的硕士论文。
二〇一〇年是香港银都机构成立六十周年，香港电影界及文化机构陆续出版一些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有效地增补了这段长期被忽视的历史记忆，对内地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香港左翼电影的研究也成为香港电影研究的又一个生发点。孙慰川在《银都体系六十年的产业和文化贡献》中梳理了香港“新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从“长凤新”到银都机构，香港左派电影体系/银都体系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指出银都体系的政治色彩和政治贡献无可辩驳，但其产业规模、文化影响和美学影响在香港电影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沙丹的《政治光谱中的文艺变革：建国前夕香港左派影人的活动及影响》梳理了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香港左派电影人的活动以及中共对此施加的影响。
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澳门地区的电影发展稍显落后，对澳门电影的研究也一直相对薄弱，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论述中，田媛的《回归近二十年澳门电影发展概况》一文从价值链研究的角度切入，以PEST分析方法探讨回归近二十年间澳门电影的发展。
在专著出版方面，近十年学界更多地侧重历史文化方面的挖掘与剖析：周斌的《不一样的景观》以港台电影发展历程为观照对象，分别从历史、文化和审美等不同角度，对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评介。唐桦的《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台湾社会》系统阐述了文化研究理论，以此为研究视角从文化与意识形态、流行音乐与身份认同、电影与都市问题、饮食文化与文学等多个层面来深度透视台湾社会的变革及现状。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慰川的《后“解严”时代的台湾电影》，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占有和充分运用了大量来自对象现场的资料和科研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研究与文化批评相结合。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致力于对一九八七到二〇〇九年二十二年间台湾电影的发展历史进行检视，属于线的勾勒；下篇则是对该时期一些重要问题逐一予以专题研究，属于点和面的探讨。在对既有议题的探讨上，敏锐选取电影辅导金政策、商业电影的市场拓展等涉及政经元素的角度切入，并在社会纪实类纪录片以及两岸电影交流与合作等部分，将与电影发展关系密切的政经背景视为重要的幕后推手加以深入揭示和逐层剖析，论述特殊的政经背景与“解严”后台湾电影发展及其美学意涵之间的微妙互动。谢建华所著《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把电影看作一个文化产品或社会文本，在大“中国电影”的格局中，用一种由外（社会）而内（电影）的方法，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视角，观照两岸电影的历史关系，考察一九二四年大陆电影到台湾以来，两岸电影八十多年的发展关系史。香港电影方面的专著则更侧重电影史的书写：周承人的《早期香港电影史》分五个阶段梳理了早期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许乐的《香港电影的文化历程》对香港电影自一九五八年至今五十年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在阅读具体文本的基础上对香港电影的文化进行了研究。王海洲的《香港电影研究》从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前“九七”香港电影中的身份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空间的后现代特征、周星驰喜剧电影的叙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香港电影进行了考察。张燕的《在夹缝中求生存》全面观照香港左派电影，聚焦“长城”“凤凰”“新联”“银都”等公司，既有纵向的历史脉络梳理，也有横向的影人佳作分析，既有艺术美学研究，也有市场运作剖析。张建德的《香港电影》侧重关注香港电影自诞生以来为世界影坛瞩目的关键性因素，重点探讨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电影类型，并对香港电影工业中的重要导演进行了作者论分析。赵卫防的《香港电影艺术史》按照传统编年史方法，通过对香港电影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展现，描绘出百年来香港电影的流变过程，以及对当下整个华语电影的借鉴意义。
结语
一九七九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距今已有四十余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时至今日，两岸四地学术界与文化界的交流已经相当频繁而广泛，四十年间，内地学界对台港澳电影的研究从最初的引介，到逐步加深理解与交流，通过经典的确立，最后形成体系化的研究范式，在作品论、作者论、电影类型研究、电影产业研究、文化研究、电影史书写和文化政策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更在全球化语境中完成了台港澳地区电影的“中国化”阐释，扩大了中国电影的格局，确立了华语电影的范畴，从学术的角度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完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