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过宋代以前由于地方史料较少，所以一般来说是很难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然而，地域社会史研究是推动史学进步的一个有力视角，唐史研究也不可或缺。早在一九九七年，日本京都大学爱宕元教授就汇集自己有关论文合集为《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九九九年编辑出版的唐代史研究会报告集第八集，即为《东亚史上的国家与地域》；虽然都是散篇论文，未必都契合主题，但“地域社会”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当二零零七年中国唐史学会计划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时，我在筹备会上极力倡导以“地域社会”为主题，成果就是严耀中教授主编的《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一书，因材料原因，论题不集中，推进也有限。
幸运的是，唐朝两京地区保存史料相对多一些，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大量碑志的出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深入的可能。徐畅博士的这本著作，题为“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选择唐代京畿地区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探索领域，汇集传统文献、石刻资料、考古文物材料，乃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记载，深入检讨都畿地区特定的乡村社会，在京畿地区乡里的复原、当地户口的统计，民户生计的考察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甚至填补空白之处。这项研究有不少方面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与此同时，要处理这样一个城乡之间、都畿周边的地域社会历史，史料零碎而不系统，因此需要有自觉的理论思考。这方面，作者也做了充分的努力，其结论可以和宋元明清地域社会史研究相比较。
大概在二零零六年春季学期，我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给新成立的国学院学生上过一门“西域胡语与西域文明”的课，徐畅是课代表，经常有机会和我交谈。我发现这个本科生学习认真，遇到问题追根到底，有做学问的资质。后来我和国学院的孟宪实教授一起合作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徐畅写了一篇关于“城主”的文章，孟老师介绍她来和我谈谈，我觉得相当不错，经过改订，推荐到《西域研究》上发表。以后徐畅从隋唐史转向秦汉史的学习，师从王子今教授，对于秦汉社会生活、性别以及出土简牍，都有些心得，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崭露头角。
二零一零年，徐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跟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又转到隋唐史的领域，先后参加过我所主持的“新获于阗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大唐西市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同时也参加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先生主持的“《天圣令》读书班”和北大等单位的学者主持的“走马楼吴简读书班”等，受到了多方面的训练。她读书用功，勤于写作，完成多篇不同课题的论文，先后发表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简帛研究》、《敦煌研究》、《吴简研究》等刊物上。她还应汪海岚（Helen Wang）和韩森（Valerie Hansen）的要求，为她们所主持的“丝绸之路上作为货币的织物”（textiles as money on the Silk Road）项目，撰写了一篇关于唐朝钱帛并行的文章，翻译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这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徐畅的书稿经过多年的修订、打磨、增补、理论提升，终于纳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行将付梓，征序于我。因略述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之学术脉络，以及与徐畅学术之交往如上，是为序。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酷暑中完稿
于北大朗润园中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