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袁济喜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
——《黄保真文集》读后
收到海南师大周泉根教授寄来的《黄保真文集》，翻阅其中熟悉的文章，沉寂多年的记忆，瞬间奔涌而出。那些文章承载着岁月的风云，印刻着黄先生的人格精神，历历在目，难以忘记。正如《文心雕龙》中所咏叹的：“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华民族启蒙年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是我们民族重新开启民智，走向现代文明的岁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复校后的七八级本科生，步入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开始了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阶段。在我的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上了一门课《中国文学批评史》，当时我们用的是油印的教材，每次课前发到大家的课桌前，我至今记得散发着油墨味的教材是由不同的手写字体刻写油印而成的，蔡钟翔老师先给我们上先秦文论，其中讲到孔孟、老庄、《毛诗序》、《礼记乐记》，娓娓而谈，幽默风趣；成复旺老师给我们讲的唐宋与明代文论精彩异常，讲授中常带情感，而最后出场的是黄保真老师讲授王国维《人间词话》。黄保真老师那天第一天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时，笑容可掬，出口成章，他对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涉及的作品信手拈来，对这部诗话作品中的精义，以及与西方文论的比对，可谓了然于心，融贯中西。下课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赞不绝口，深为黄老师的才学所倾倒。
随着与黄老师接触的深入，我对于黄老师的学历和出身也有所知晓。知道黄老师本科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研究生时随着郭绍虞先生专攻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科班出身。他虽然受过严格的传统学术的训练，在文献学方面造诣很深。郭绍虞先生从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来自于传统的诗文评体系，建国后又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认识常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总体正如其弟子黄保真所评价“六艺中心，诗文正宗”。黄保真先生自己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他和蔡钟翔老师、成复旺老师治中国古代文论，善于将四部之学中的子史与集部中的诗文评相结合，善于从哲学史、思想史与文论史的融合角度去分析与研究。我聆听这几位师长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讨论，极受启发。他们在当时《文学遗产》编辑部组织的笔谈，以及在其他座谈会上，都持这样的观点与视野，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复旺老师在《<黄保真文集>序》中谈到黄老师为了写好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文学批评理论，不是就事论事地从分科而论的角度出发，摘取一些文论话语来编写，而是通览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从经史子集融会贯通的角度写出他们的文论思想，让人耳目一新。他对于章太炎、王国维等人文学批评理论的梳理与评析也贯彻这一治学方式，成复旺教授这样评价黄保真先生的治学方法，感叹：“不这样做对吗？不这样行吗？不这样做写出来的东西靠得住吗？”成老师这样评价黄老师的学术特点“林深水茂”，而担得起这四个字谈何容易，是长期潜心学术、厚积薄发的结果。也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观澜而索源，振叶而寻根”，它与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树立的学术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探赜索隐，考镜源流可谓一脉相承。那些动辄以专业性、文学性来进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否认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特点，不啻于坐井而观天。
黄老师与蔡钟翔、成复旺老师合力编著而成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正是遵循着这种学术理念，沐浴时代风云，努力开拓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天地。他们三人承担书中的各个章节与分编的撰写时，和而不同，互相配合，凝聚成这部富有创新价值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树一代之风标，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七八级的本科生，以及后来上这门课的研究生，深受此书的沾溉。记得黄老师讲授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时，将道家老庄，以及魏晋玄学王弼思想用来解析此书的结构以及基本美学理念，脱开了以往将《二十四诗品》作为风格类型和文体论的套路，益人心智。后来。黄老师将他的课程内容融进《中国文学理论史》的第三编第三章中的《司空图的诗歌哲学》一节中，内容是从哲学入手来阐发《二十四诗品》，在当时发人之所未发。这一节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中最出彩的章节之一。这种治学理念后来一直为黄老师所光大，在他一九九三年调入海南师大之后，撰写的《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养气说”》等论文中，也彰显出这一特点。在晚年所著的《二十四诗品臆解臆译》这部未完成书稿中，也贯穿着这样的研究方法。黄老师认为，虽然近年来对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究竟是谁，一直颇有争议，但在未得确证前，还应遵从旧说，不能轻易下结论。他在这部书稿中，融新旧治学方法为一体，颇多创见。黄老师在释“大用外腓，真体内充”时，引入老庄与王弼玄学的体用范畴来解释，材料丰富，判断有力，与他早年对于司空图诗歌哲学的研究方法既相互接续，又有所推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文学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与打破僵化，创榛辟莽分不开，记得黄老师与蔡老师他们那时发表的文章，经常涉及现实主义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的适用问题，以及唯物唯心概念是否适合用于评价古代文论中的人物与著作。当时受前苏联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过程是存在着戴帽穿靴、削足适履的现象，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的观点，在当时却大行其道，我上大学时刚接触到的许多论著，这些东西很多，就是我的老师们在他们刚发表的论文中，这些概念也不时出现。因为那个特定年代，正所谓冰凌始解而未解，柳条将舒而未舒，而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这些观念不加以清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无法取得突破，所幸的是，黄老师当时对于这些敏感的问题毫不回避，大胆讨论，对于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探讨。文集中的两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质疑》之一、之二，即体现出这样的探索精神。我曾编过业师蔡钟翔选集《生生不息的古代文论》，发现开头的几篇文章也是讨论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文学术领域中的解放思想，打破桎梏，正是从这里起步的。重读黄老师文集中的这些文章，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深入思考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当是大有裨益的。
黄老师与蔡老师、成老师于一九八五年编写完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史》，正如书的后记中所说：“他们思想活跃，治学严谨，态度谦逊。他们真挚地尊重前辈学者以至同龄的同行及他们的同类著作。但是为了开拓中国文论史研究的新局面，他们也不隐晦自己的观点。这种态度，是负责任的态度，是符合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有助于古为今用的工作的。”这部富有创新价值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好评，在当时中国文论史的研究中注入了新的活力，获得首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嗣后，他们趁热打铁，在此基础之上，拟定了新的项目计划，蔡老师和江西师大的陈良运教授与百花洲出版社合作，开始运作《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的约稿与编写工作，当时我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撰写了《和：审美理想之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这两本书。成复旺老师则组织了《中国美学辞典》的编写工作。这两项工程历经数年，取得世所公认的成就，团结了一大批当时在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界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许多学者正是通过这项工作而为学界所熟知。黄老师则负责《中国文论要义》的编写工作，意在对中国文论与美学的要义进行开搌，这三项工作互相配合，齐头并进，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我的印象中，黄老师与蔡老师这些前辈学者，体现了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人格精神，他们生前并没有什么炫耀的头衔，他们的研究与写作，是出于自己的学术情怀，是追求一种人生乐趣与境界。蔡老师退休后，全部精力投入《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的编修。而黄老师的写作，也都是出于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追求声名与身外之物。他们的学术精神，也一直激励着作为学生的我不敢有所懈怠。
世事难料，当时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开始起步，社会发展处于极度失衡之中，脑体倒挂的社会现象严重。高校老师的收入普遍处于贫困之中，再加上住房福利欠缺，导致高校师资流失严重。记得当时《北京青年报》采访人大时，蔡老师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高校存在“老年退光，中年死光，青年走光”的“新三光政策”。黄老师曾在一九八九年《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感叹：“研究者的柴米之忧，出版社的严重亏损，青年人的厌学之风，使研究的饥饿变成了饥饿的研究，这本身比传统文论面临的挑战更具有现实性、威慑性、危险性。”黄老师因为某些原因，选择去海南师大任教。当时我在人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工作，黄老师去海南之前，我常去他家看望与聊天。黄老师对于海南充满了向往与期待，他反复诉说去海南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对那里的环境与气候感兴趣。一九九三黄老师正式到了海南师大中文系任教，从此，开始了在天涯海角的生活与教学新生涯，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都在海南师大。
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去海南师大参加杨春时教授主持召开的美学讨论会。专门去黄老师在海南师大的家，见到了黄老师与师母，时隔三年之久，见到老师分外高兴，黄老师情绪很好，对这里的工作与生活很习惯。黄老师是一位随遇而安的人，对于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到了海南后，他也很少外出，一般就在海口，忙于上课与指导学生。他说这里的学生很老实与纯朴，他很喜欢在这里上课教学生。黄老师到海南师大后，写得文章虽然不如在人大时多了，但是依然发表了不少有见解的论文，收在集子中的不少论文，如《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分期之我见》，都是在海南师大任教时写就的。达到了老熟的境界。
黄老师善于与学生沟通，教学时一丝不苟，学生极爱听他的课，从我上大学时就聆听过他的课，每一念之而不能已，可以想象，他在海南师大讲课时学子们倾听时的专注与投入。海南师大的学子为有这样的好老师而感到幸运，他也将全部的心血倾注于辅导学生上面。今年四月，当我将黄老师文集出版后的消息发到朋友圈后，杨春时教授立即在朋友圈转发了这一消息，并且深情地写下了一段文字，回忆了他们在海南师大时共事时的难忘经历。他们当时作为海南师大文艺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为当时的海南师大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杨春时教授去了厦门大学，而黄老师始终留在海南师大，一直到退休。
最后一次见到黄老师，是二○一○年的三月份我去海南出差，当时我的博士生周泉根已经到海南师大中文系工作好几年了，泉根因为与黄老师共同来自于人大，相处甚好。那天泉根与单正平教授想请我吃饭，我专门邀请了黄老师，同时坚持由我作东，因为这是请老师吃饭。记得当时是在海口的一家安徽菜馆。天下着细雨，我们在餐馆相聚，相谈甚欢，其间自然有不少感慨。与前次相比，黄老师显得老了一些，但兴致很高，侃侃而谈，他已经退休，师母也回北京了，黄老师喜欢海南的环境与气候，不欲回京，我也很理解黄老师的想法。餐叙后，单正平老师开车送黄老师到海南师大校园内的寓所前，下车道别后，目送黄老师踽踽远去，倍感怅怃。泉根则劝慰我，黄老师一直还在给学生上课，大受学生欢迎，他将这些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由于腿脚不好，学生都到他的寓所上课。他的客厅里经常传出古文吟诵声、授课声、笑谈声，成为海南师大弦歌不辍、诗书风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黄老师一直任海南师大国学所所长，他以自己的讲学与人格，践行了国学的诗书精神，正所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二○一五年，黄老师因病重来到北京就医，病危时，他在海南师大的本科指导学生、后来成为我的硕士生李冬梅（时已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来到北京探望他，顺便到我家中看我，其间说到黄老师的病情，彼此唏嘘不已。如今周泉根教授与学生经历数载，精心编撰，终于出版了这本《黄保真文集》。虽然不算鸿篇巨制。但是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感叹：“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书籍是人格精神的表征，余读后亦感慨良多，于是在疫情严重的京南寓所，写了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算是对黄老师的悼念之情。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