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朱绍侯教授《王玄谟北伐和北魏南征瓜步是北强南弱的分水岭》之“宋魏战争南败北胜的原因”部分。此文载于《人文》学术集刊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南北朝对立，是从南朝刘宋和北朝后魏开始的。起初是刘宋较强，北魏稍弱，但随着历史演变，转为北强南弱，其转折点起于刘宋王玄谟北伐和北魏拓跋焘南征瓜步。北魏的南侵，不仅江淮人民遭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刘宋的疆域也有所缩小。原来南北的疆域基本是以黄河为界，此次战后，北魏的疆域已越过黄河，推进到淮北，从此南弱北强已见端倪，也可以说是南弱北强的历史转折点。
主持宋、魏战争的两位皇帝，都是中国的名君，即两位著名的皇帝，但他们都不能称为明君，即不是英明的皇帝，因为他们各有不足之处。先说刘义隆，他谥为文帝，确实在文治上颇有很好的表现。如他在位期间很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特别喜欢有才华的学者，如颜延之、范晔、裴松之、谢灵运、何承天等文史学者，都能使其人尽其才，甚至对谢灵运之类的才子，他游戏人生，当官不管事，一再容忍后，因他与造反相牵连，才狠下毒手，判以死刑。文帝又非常重视农业，开发屯田、注重土断及其他社会经济发展，关心人民生活，因而出现史家所称颂的“元嘉之治”。正如《宋书》所说的，“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陕西户县）、杜（陕西长安市南）之间，不能比也。荆城(湖北荆州市）跨南土之富，杨部（江苏扬州市）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絲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以这样说，在宋文帝的统治时期，是江南经济发展鼎盛时期，也是江南发展最快时期，北方的经济是不能与南方相比的。
宋文帝的文治、政治，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军事方面备战较差，则缺乏长治久安之策。在强敌北魏崛起之时，尚不知忘战必亡的道理，为保其帝位，接连诛杀久战沙场的名将谢晦、檀道济及时人比之为关、张的将领薛彤、赵进之等人。檀道济在被杀之时怒曰：“乃坏汝万里长城!”但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北魏最怕的是刘裕遗留下来的能征善战的老将，现在战死的战死，被诛杀的诛杀，北魏人当然高兴，这等于替魏人铲除战争中的障碍。
宋文帝北伐失败，最重要原因是用人不当。如时任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刘骏，北镇彭城，年龄才十八岁，既不懂军事，又无实战经验，军政大事全靠长史张畅支持局面，而张畅既是文人，又无实战的经验，而主帅刘骏（后之孝武帝）连拓跋焘的面都不敢见。他用既无文韬又无武略的王玄谟为主力军的主帅，在久攻碻磝城不下时，听说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来援，还没见魏军踪影，就于夜间抛弃大军而逃，使宋军失去主帅而溃败，而这位本应受到军法制裁的人，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仍然继续升官，如果遇到汉武帝，有十个王玄谟也被杀光了，仅此刘义隆也称不上明君。宋文帝第二个失误，是不该东、西两路出军分散兵力。如西路军在统帅柳元景率领下，薛安都、鲁方平、庞法起诸将奋勇作战，很快占领卢氏、陕县、弘农、函谷关，攻至潼关，取得了重大胜利。如攻陕县时，鲁方平对薛安都说：“今勍敌在前，坚战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元景同意。由于将领们皆殊死战，而取得胜利，但宋文帝认为王玄谟已彻底失败，柳元景偏师不宜独进。故让柳元景奉诏撤退。西路军的胜利说明，魏军不是不可战胜的。古人言：“两军相遇，勇者胜。”如果把西路军合至东线，战争的结局，可能有所不同。在此次北伐大败之后，宋文帝才知道战争中，主帅、将领的重要性，所以他才叹息地说：“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但已悔之晚矣。
《宋书•文帝纪》的史臣曰，是沈约对宋文帝一生的评价，内容除了对“元嘉之治”的歌颂外，还说：“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慼境，抑此之由。”笔者认为沈约的批评，虽然比较隐晦，还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再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焘是生长在塞北草原的鲜卑人，过着游牧生活，幼年即习弓马，年长即参加战斗，以战死在沙场上为荣。即帝位后，即以经营天下为己任。蠕蠕（柔然）是当时草原上最强势的民族，拓跋焘即率五万大军讨伐蠕蠕，大获全胜。以后他南征北战，东讨西杀，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指挥才能，先后灭掉了后燕、西燕、北燕和后凉，而统一了北方。此后，北魏的进攻目标就是刘宋了。
其实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宋、魏之间就有小规模战争接触。双方争夺之地，多在洛阳、虎牢、滑台等地。当关中、邺城、中山已被北魏占领时，但长安仍在刘宋手中。双方战争规模较小，互有胜负，并未打破双方实力的均衡。但自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年），拓跋焘决定让太子拓跋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自是军国大事，皆由太子谋之”，并“命侍中宦都王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辅太子决庶政，诸上书者皆称臣，仪与表同”。拓跋焘遂成为“太上皇”，摆脱政务，而专管军事征伐。自此北魏军力更强，多次北伐胜利，并镇压了盖吴起义。十年（四四九年），拓跋焘遂亲攻悬瓠，派永昌王拓跋仁进攻汝东，均获胜利。十一年(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不顾兵力不足，又无良将的情况下，决定北伐收复失地。魏主拓跋焘听说刘宋要北伐，就很自信，他还举例说：“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也。”这句话说中了刘义隆的要害处。因为刘裕就是因军功掌握兵权，才篡晋建宋，故他对功高震主者必杀之，以致对外战争时无良将可用。拓跋焘说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是北魏必胜原因之一。北魏胜利原因之二，是以骑兵胜过步兵。在宋文帝决定北伐时，沈庆之劝谏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宋文帝不听，战争开始后，北魏骑兵充分发挥快速进退作用，宋军胜不能追，败则难逃，甚至是全军覆没。北魏胜利原因之三，是魏军的战略正确。拓跋焘南征，虽然下令：“乃命诸将分道并进，”但其主攻方向则是东方战线，而对西方战线并未多顾。因为他考虑到，只要东线得胜，西线的宋军纵然得胜，也必然撤退。所以对这次战争的布局，注意力全在东方，故拓跋焘命永昌王拓跋仁，自洛阳东攻寿阳（安徽寿县），命尚书长孙真进攻马头（安徽当涂县），命楚王拓跋建攻取钟离（安徽凤阳县临淮关），命高凉王拓跋那，自青州（今属山东）攻占下邳（江苏睢宁县）。拓跋焘亲率大军，自东平（今属山东）先攻占邹县，后进彭城围而不攻，又引军南抵瓜步，其重点皆在东线。魏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宋军只守不攻，不能救护。魏军自知无力过江，才从瓜步撤退，胜利北归。魏军胜利原因之四，是战术灵活，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进则必胜，退则自保，才取得这次南征的全胜。如魏军南攻，所向皆捷，如对彭城却围而不攻，因拓跋焘知道彭城坚固，对城内兵力又不清楚。如果强攻必损兵折将，即使攻下彭城，也难以固守，故放弃彭城，而进军瓜步。及至瓜步，虽然伐苇造筏，声言渡江，但他深知北方步骑，不习水战，而宋军擅长水战，而且船舰已集结防备，如魏军渡江作战，必败无疑，故知难而退。这就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稳定保住了北方的胜局。自此战争后，基本奠定了北强南弱的局面。从这次的宋、魏的战争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古代军事史的学者，应该予以重视。
本文只是浅谈，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