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的温度
——鲁迅在一九一九
张洁宇
一
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八年，三十八岁的鲁迅留日归国也已十年。自一九一二年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之后，他从南京到北京，兼顾公务员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常常“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回到绍兴会馆的寓所里，也只有埋头“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生命就这样“暗暗的消去”了许多年。直到一九一八年，他参与改组《新青年》，并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小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比小说创作更“不可收”的，是他的“随感录”系列。《新青年》自第四卷第四号开辟《随感录》栏，鲁迅是这个栏目早期作者中撰稿数量较多的一位。《随感录》栏自一九一八年四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共发表文章一百三十三篇，其中二十七篇出自鲁迅，集中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署名唐俟或鲁迅，一九二五年收入北新书局出版的《热风》。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说：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这段话写于一九二五年秋，正是鲁迅深感“周围的空气太寒冽”的时候，这当然与“随感录”系列写作时的语境有一定的不同，但大体也相差不远。正如他自己在《墓碣文》里所寓示的，他从来就是一个“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人。即使在《新青年》最繁盛的时候，鲁迅仍保持着特有的清醒，而在“周围的空气太寒冽”的时候，他又坚持着有温度的“热风”。回顾蓬勃热闹的一九一九年，他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句话，很严厉也很煞风景地点破了“新文化运动”在“蓬蓬勃勃”的成功背后的隐忧，他清醒地看到了运动的大潮中浮沉着的种种懦弱、虚伪、投机和巧滑。
因此，即便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在鲁迅的笔下也很难找到相关的正面的讨论。他后来在《写在<坟>后面》里提到：“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鲁迅不仅没有“浩歌狂热”，恰恰相反，他始终关注的是那些隐藏在成功之后的“转舵”，以及那些包裹在“新”面貌之中的骨子里的“旧”态。这些现象所引起的愤怒与警惕，很多都体现在那一系列“随感录”里。当然，那些看似唱反调的文章，并不是“无情的冷嘲”，而是“有情的讽刺”。对于这一点，鲁迅的心里始终有着分明的界限。
“随感录”开启了这样一条以“有情的讽刺”为核心特征的杂文的道路，也是鲁迅后来的写作中最重要的一条“主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当他照例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为自己的杂文编集并撰写后记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他说：“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但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几个数字的背后，藏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可见鲁迅明确地将“随感录”作为自己杂文写作的起点；二来——更重要的——是他由此清晰客观地表明了自己在杂文写作上的投入和成绩。这一明显带有加速加量特征的写作，本身就体现了他对杂文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自觉。
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作为文体的杂文是在鲁迅的手中创造并得以完成的。它迥异于古典散文，也有别于现代“小品文”或“美文”，它在立意、题材、表达方式、语言风格等方方面面都独具特征，以其特有的“匕首”、“投枪”式的战斗精神和美学风格成为“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的利器，并形成脉统、影响深远。正如后来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说的：
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瞿秋白的眼光确实敏锐而长远。他不仅看到了作为文体的杂文最重要的精魂就是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以及它特有的、突出的“战斗”的姿态；同时他还预言了杂文必将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中国思想斗争历史的特殊文体，它看似“不能够代替创作”，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但它的出现必将引起现代文学观念与格局的新变。
正是因为瞿秋白的这篇序言，让鲁迅发出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两人深挚的相知与默契很大程度也体现在对杂文的共识上。事实上，鲁迅本人在“热风”时期对杂文的特征与意义就已经有深刻的思考。他说：
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华盖集>题记》中更加明确了这一认识：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篇。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这就是鲁迅的杂文观。在他看来，杂文绝非“艺术之宫”里的装饰物或艺术品，也不是“文士们”赖以取得桂冠、成就功名的途径，而是对现实的重新认识和对生活的最真实的反映。它一方面与“时弊”紧密相连，是“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另一方面，它与作者的生命息息相关，是“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人们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现实环境中的生存方式和斗争方式。
鲁迅的写作从广涉小说、散文、论文、新旧体诗和散文诗，到后来专注于杂文，其选择和转变背后隐现着一条文学观念变化的线索。与其它文体相比，杂文确实代表了一种革命性的文学观念：它强调文学与现实政治的直接联系，肯定文学对历史的介入功能，突出文学的批判性和行动性。它以“杂”为特征，一方面脱离“旧”文学和“纯”文学的旧轨，但同时又以强大的包容力囊括了以往的各种文学样式的可能性。在杂文里，不仅歌哭笑骂样样可为，而且可以自如地涵容政论、时评、纪实、小说、诗歌、散文、戏等等多种文体所能处理的题材和形式。因而可以说，杂文既是全新的，却又根基深厚。它以“杂”的特征颠覆和突破了 “纯”文学的束缚和僵化，革命性地反叛了“艺术之宫”的种种麻烦和“禁令”。同时，它自觉的包容性和行动性又为它带来了空前的灵活自由和丰富。
作为“文艺性论文”的杂文，其最基本的姿态是以“论”为战，这种论战的方式建立在写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力和介入能力之上，也就是说，杂文的主观性、思想性、批判性使得它成为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行动力和战斗性的现代文体。这一点，是古今任何一种其它文体所不能企及的。另一方面，正如瞿秋白和鲁迅所强调的，杂文的核心在于其现实精神，在于以现实之“真”取代“艺术之宫”所看重的“美”与高贵。这种以“真”代“美”的观念变革是现代文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是现代作家对于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的一次重估。在鲁迅看来，杂文既是社会时弊的“疮疖”，又是个人生活的“瘢痕”，它的“美”来自于头破血流的战斗，而迥异于优雅、出世的古典“美”。杂文是鲁迅为时代所做的“立此存照”，也是他为自我生命留下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归根结底，体现了他一生坚持的“为人生”的文学观。
二
回到一九一九年“热风”初起的时候。在“随感录”及其它同时期的作品中，鲁迅并没有为“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成功而一味地欢欣鼓舞，相反，他倒是常常感到忧患和焦虑，形诸笔端则成其特有的“有情的讽刺”。而他所忧患和焦虑的重点之一就是“后辛亥革命”的问题，即包括对辛亥革命成果的总结、对革命彻底性的反思，以及对如何继续革命的进一步思考。
鲁迅曾经慨叹：“现在的人心，始终古得很呢。”虽然辛亥革命看起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皇帝也被赶下了龙椅，但在人们思想领域的革命却远未完成。一方面是旧思想的因袭，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因袭本身的缺乏自省，都造成了革命的不彻底和各种意义上的“故鬼重来”。在《随感录·三十九》中，他说：
到了民国元年前后，理论上的事情，著著实现，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伪现在姑且弗论——也格外举起头来。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以及遗老受冷不过，豫备下山，都痛恨这一类理想派，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于是沉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种兵器，有了这利器，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憝，一律肃清。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
……
但我们应该明白，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此前一年，正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反抗性质询，但在现实之中，“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的心态还是处处存在甚至愈演愈烈，鲁迅的忧虑是可想而知的。在众人看到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隐伏的危机，其核心就在于：思想革命的未完成，即意味着社会革命的不彻底；要保护社会革命的战果，就必须持续地推进思想的革命。
两个月之后，他在《随感录·五十四》中讨论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他说：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
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因此，鲁迅嘲讽那些称号虽新、意见照旧的人物，“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他们“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他敏锐指出的正是：这些腐旧的朽骨，无论穿着怎样新式的花色，都无法掩藏其真实的本相。
这些深刻的剖析和“有情的讽刺”，并不仅仅出现在“热风”里，在他同时期的小说中，也常常可见相似的话题和思绪。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药》、写于一九二○年八、九月间的《风波》和《头发的故事》，都称得上是代表性的作品，极为鲜明地涉及到了辛亥革命的影响及其彻底性问题。尤其是《头发的故事》中有关“双十节”的大段议论，最能表现鲁迅的清醒、悲愤与无奈。那些“怀着远志”牺牲了生命的夏瑜们，那些苦闷彷徨、无法“忘却”昔日理想的N先生们，在双十节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日，也只能悲叹：“啊，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绝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这句悲叹的背后，显然包含着对于辛亥革命那样一场代价巨大的革命的结果的检讨和反思。就像他说的：“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常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对于没有进行彻底的思想革命的中国社会而言，“新主义”的种子遭遇的可能是并无条件生根发芽的土壤，因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以思想革命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则成为历史的必然。鲁迅的思考，是这个历史时期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多声部中最清醒、最深刻、最尖锐的那个声音。
鲁迅或许是有冷眼的，但他的确从不冷嘲。在他看来，冷嘲与讽刺之间的差异，只在“无情”与“有情”之间。许寿裳说鲁迅“冷藏情热”，真是知心的概括，其实这四个字用于归纳鲁迅的杂文风格也是贴切的，因为在他的杂文中，处处可见犀利尖锐的语言背后有燃烧的烈火。
也许可以这样说，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杂文是更有温度的。鲁迅一生的文字，都烧在这样的温度里。就像他一九一九年初在《随感录·四十一》里说的那样：
……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一九一九年前后，现实的空气寒冽，鲁迅的笔下“热风”初起，这有情有温度的热风，从此时起，一直延烧到他生命的尽头。可以说，热风的温度就是鲁迅杂文的精神，它的尖锐和它的光热正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