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编剑桥圣经史》的汉译和研究对于推动我国人文社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度重视研究《圣经》及基督教文化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剑桥史系列著作”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深孚众望的图书品牌，《新编剑桥圣经史》表现出多方面的创新追求，从一种综合性文化背景描述圣经诠释及其社会传播的流变和发展，兼顾圣经学术思想的系统化及其影响的扩展性，堪称一部袖珍圣经学术百科全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和外籍汉译的兴盛。
关键词：《新编剑桥圣经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外学术交流，外籍汉译
所属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编剑桥圣经史》翻译与研究”（编号18AZJ006）
二○一八年六月，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批准“《新编剑桥圣经史》翻译与研究”为该年度重点项目。这表明，全国社科研究的最高管理机构已经认同，《新编剑桥圣经史》的汉译和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哲学、宗教学、文学、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思想史、艺术史、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人文社科研究均有积极的促进意义。透过这一对《圣经》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学术巨著，诸多学科的研究者都可能从中发现自身所需的知识，既促进我们对《圣经》和基督教本身的专门研讨，也推动学界在更宽广的视域中展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理论思考，达到借用他山之石，服务于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大厦的宏伟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圣经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度重视研究《圣经》及基督教文化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均留下许多灵活运用圣经资源的范例，为后人树立了楷模。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自幼熟悉《圣经》，中学毕业时曾完成解读《约翰福音》14：1-14的宗教论文，还写出基于神学立场的短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他的思想进入成熟期后断然拒斥了《圣经》体现的宗教宇宙观，却承认《圣经》的影响力远远溢出宗教范畴，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深信，合理运用圣经资源有助于以理论掌握群众，使之转换成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力量。恩格斯在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将《圣经》及其蕴含的神学思想作为论证素材，多次议及当年如火如荼的圣经学术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圣经》及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论文，诸如《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以及《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而共同发展。他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他勉励研究者“目光远大、胸怀宽阔、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要求他们“睁开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无疑涵盖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元典《圣经》，《圣经》的文化精华无疑值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为我所用。
《圣经》既富含东方文化底蕴，其传播及诠释的过程又弥漫着西方文化精神，这种复杂性质使之在东西方文明相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扮演着独特角色，是我们系统深入了解亚欧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必备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知识。以《圣经》为学术焦点的《新编剑桥圣经史》极具跨文化内涵，这种特质赋予其汉译和研究以文化比较、对话及沟通的专项文化工程意义，能为我们对于文化使命、文化价值的思考提供独到的启迪和有益的借鉴，不仅加深我们对文化多样性存在、多元化嬗变、多方位发展的理解，而且增进我们对宗教文化战略意义的深层次认知。基督教是人类社会迄今信徒最众、影响最广的宗教，对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十分复杂的影响，在中外关系及其交流对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于《新编剑桥圣经史》的汉译和研究来深化中国读者对《圣经》及基督教的了解，有可能对我们的政治思考和社会判断提供更多视角、更大空间，以及更稳妥、更合理的行为方略。
二、《新编剑桥圣经史》概览
《新编剑桥圣经史》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于二○一二年至二○一六年，分为四卷（第一卷：从最初至公元600年；第二卷：从公元600年至1450年；第三卷：从1450年至1750年；第四卷：从1750年至当今）。全书以《圣经》形成、传播、接受、研究的历史流变为线索，以该领域学术认知的复杂内涵为主干，从一种较为宽泛及综合性的文化背景描述圣经诠释及其社会传播的流变和发展，注重圣经学术思想的系统化及其影响的扩展性，堪称一部袖珍圣经学术百科全书。
纵向追踪，该书提供了圣经学术从开端直到当今的嬗变历程，依次述及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时代、近现代、当代圣经考辨的主要成就。横向观察，全书覆盖了圣经学术涉及的所有地带：非洲、亚洲、欧洲、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
就内部剖析而言，全书特别关注圣经原始语言希伯来语、希腊语的特质、圣经文本的形成及其正典化过程，历代研究者对《圣经》内在观念及其语言构成的理解。就外围拓展而论，举凡《圣经》的早期抄本和译本、各种典外文献、后世各种语言（诸如亚兰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斯拉夫语，英、德、法、意、西、斯堪的纳维亚诸语种，以及汉、日、蒙、朝等东方语种）译本的形成、流传、释读、考证和运用，均在著者的论阈之内。着眼于意识形态，其著者不仅关注《圣经》与三大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也对基督教各主要派系，诸如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古代诺斯替教、摩尼教，和现代五旬节派等新兴派系对《圣经》的认知予以探讨。
就释经理论和方法论而言，既详析基于宗教信仰的历代传统释经学，言及奥利金、哲罗姆、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等神学释经家的贡献，亦精讲各种近现代理性主义释读路径（诸如来源批评、形式批评、编修批评、文学批评、修辞批评、社会科学诠释、自由主义研究、理想主义研究、考古学研究等），且细致查考了多种新兴的圣经释读模式（诸如解放神学批评、精神分析、存在论批评、结构主义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哲学阐释学、圣经接受史辨析等）。该书还辟有多种跨学科专题，论及《圣经》与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科学之间的关系。
总之，整部《新编剑桥圣经史》涉猎广泛、引证充分、资料宏富、思路清晰、结构合理，颇能体现出当代前沿性圣经学术的宏大视野和高端水准。全书的主体是151篇专题论文，其执笔者均系众望所归的国际前沿学者，这使得该书“内容精当，资料可靠，极具权威性……各卷书的索引全面而详尽，参考文献体现出近代以降圣经研究的主要成就。无论对于业余读者抑或富有经验的圣经学者，这套著作都在其首选之列”。
三、“剑桥史系列著作”一瞥
创办于一五三四年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当代国际领先的教育和学术出版机构，“剑桥史系列著作”是该社深孚众望的权威品牌，既涵盖世界史、国别史的通史或断代史，也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重要人文学科的发展史。各卷皆由国际知名学者领衔主编，由训练有素的专家执笔撰写，意在体现最新成果，反映学界研究的高层次见解和前沿动向。傅洁萍、高岱、刘景华、张戈从不同角度注意到“剑桥史系列著作”的显著成就和权威性地位。贺圣达盛赞那批著作擅长以历史为经、以学术议题为纬，从诸多方面探讨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脉络，在所论议题的深广度、内容的丰富性、见解的稳妥性和新颖性等方面均显得出类拔萃。作为《新编剑桥圣经史》的姊妹篇，稍早发行的《剑桥基督教史》一经问世就引起国内学者及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于二○一三年领衔申报，且随即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剑桥基督教史〉翻译与研究》，该课题现已按照预期计划峻稿结项。在卓新平看来，深入了解基督教及其《圣经》，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走向世界的必修功课，“能用于我们今天向世界开放并走向世界的知识准备和文化积淀……充实我们对人类精神世界、灵性世界、思辨世界、信仰世界的认知”，及其对“人类文化生活复杂共存形态的体悟”。
《新编剑桥圣经史》的前身是三卷本的《剑桥圣经史》，出版发行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年，一经问世就深受好评。莫顿·史密斯（Morton Smith）指出，《剑桥圣经史》“汇聚了二十世纪圣经学术的高层次成果，不仅能使读者提纲挈领地了解历代解经家对圣经诠释的特定贡献，还能使人看到《圣经》在不同时期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政治舞台上所饰演的角色”。西蒙·克里斯庇（Simon Crisp）首先确认“《剑桥圣经史》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是圣经学者众望所归的可靠指南”，进而提出，新近问世的《新编剑桥圣经史》“不仅是前者的更新，还是一套规模更加宏富的学术巨制”；能反映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圣经研究方法的显著变革，及其结出的最新硕果”；该成果必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圣经学者的根本性参考文献，同时，它也向各种非专业人士展示了当代圣经研究的卓越成就”。
四、《新编剑桥圣经史》的创新追求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旧版《剑桥圣经史》问世四十多年后，有关圣经研究的各种文献及文物纷纷出土，学术方法也发生了显著转变，这使《新编》的编著者们意识到：“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整个圣经研究领域，为当代读者提供‘最新水平’的研究指南，及其自古至今的接受史的时候。”仅以其中第一卷为例，就增入丰富多样的章节，涉及五经研究理论、七十子希腊文圣经学术、库姆兰古卷研究，以及早期犹太人对圣经文本的诠释等。
散布于其他各处的新颖内容不胜枚举。且不说渗透于论述话语始终的新颖认知理念及分析方法，仅就选材和构思而言，第四卷的整体架构就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旧版《剑桥圣经史》只有三卷，第三卷涵盖了从宗教改革至今的历史，而《新编》将这数百年一分为二，改作第三卷“从宗教改革到启蒙时期（1450年至1750年）”，和第四卷“从启蒙时期到如今（1750年以后）”。第四卷的编纂者立足于当代学术的制高点，多角度论述了发生于近现代圣经学术领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
该卷首先探讨近现代生产方式和分配模式对出版商、印刷商、文本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实质性制约，表明它们如何导致了圣经文本生产及其文化传播的新模式。继而描述一系列相继涌现的文本研究新方法，涉及历史、文学、社会科学、考古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自由主义和基要主义等阅读路径。多元化圣经批评理论指导下的释经实践极大地拓宽了人们观察《圣经》的视野，使之有可能空前开阔地领略到《圣经》那“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气象。
就地理眼界而论，旧版的学术视野被刻意限制在“西方”，即“西欧和美洲”，只是含蓄地理解《圣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联性。《新编》则提供了对于圣经接受地理的全面考查，表明近代以来，传统上《圣经》在西欧的权威性地位固然遭遇到挑战，它与普泛的世界文化仍存在很高的关联度，依旧从不同层面显示出其影响力，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美洲、非洲和亚洲。
当代圣经学者的阅读乐趣之一是读者反应批评，他们热衷于追踪接受史，从以往专注于圣经文本的原初意义转向各类读者对经文的多样性理解和诠释；较之于西方白人男性神学家，那批读者来自更宽泛的群体，诸如“穷人”或“被边缘化者”、妇女、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人们，以及有别于基督徒的其他教派人士。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诠释者主体意志的兴趣——那种学术焦点溯源于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这类散发出当代文化理论气息的圣经释读，赋予《新编剑桥圣经史》（尤其第四卷）以浓烈的文化研究意味。至于某些较为明显的缺憾或不足，可列举出涉及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内容过于单薄，全书仅在亚洲和非洲章节中以少许篇幅草草处理，使人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阴影。
五、外籍汉译与中国社会变革
纵观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能发现四次外籍汉译的高潮，依次是：其一，东汉至北宋的佛经翻译；其二，明末清初由利玛窦、徐光启领衔的基督教典籍和科技著作翻译；其三，清末由严复、林纾率先倡导的西方科技、文学著作翻译；其四，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广视角、多层次的国外名著翻译。它们一次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兴盛，促进了西学东渐、国学西传的双向交流进程，其中长达数百年的佛经汉译终使佛教文化汇入中国文化主脉；清末翻译浪潮有力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转型。
今天，中华民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复兴，这场变革伴随着学术交流和外籍汉译的空前繁荣。自一九八一年至二○一七年，仅商务印书馆一家就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纪念版·分科本）700种，包括哲学类255种、政治·法律·社会学类165种、历史·地理类135种、经济学类130种、语言学类15种。这套丛书重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国外古典学术著作，亦适当介绍当代已有定评的各派代表性著作，被誉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着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于二○一一年获得中国政府第二届图书出版大奖。
二○一八年十一月三日，在《〈新编剑桥圣经史〉翻译与研究》项目举办启动仪式期间，商务印书馆与该项目负责人签署了出版协议。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贺圣遂先生表示，将秉持“内容前沿、技术严谨、形式完美”的出版理念，大力支持汉译《新编剑桥圣经史》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努力打造出一部时代精品。他殷切勉励翻译团队成员协力同心，精诚以待；并对汉译本《新编剑桥圣经史》终将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拳头产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充满信心。
在大力推动国学外译之际，积极译入国外名著，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学术定位、学术品味和学术实力。这既是我国必定持续发展的能源动力，也是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真正具备文化竞争力的前提条件。我们理应一展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既满怀自信地在自身的悠久文化传统中寻根溯源、继往开来，也注意向古往今来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敞开心扉，以虚心学习的姿态博采众长、不断充实自我。
（作者：梁工，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