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刘永祥：史学视角下传统文化的现代元素

摘要

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绝非一脚踢开传统，对外来东西简单移植。传统史学中孕育的现代元素，被新史学家重新发现和发扬，成为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公羊历史哲学的兴盛为进化史观的传播提供思想基础；内涵丰富的民本思想成为史学致用功能现代化的重要媒介；历久弥新的考信传统滋养了新历史考证学；原有的史书体裁也以灵活的形式得到传承和更新，凡此皆可证明，所谓中国史学失去自我、新旧史学之间毫无关联等“断层论”“移植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事实是，现代史学的建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或隐或显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不管是主张历史解释者，还是推崇历史考证者，都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发掘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元素，重估其现代价值，显然是一项意义极为重大的时代课题。而梳理总结史学传统中所蕴含的现代元素，对推动中国史学完成转型所发挥的作用，无疑能够为这一时代课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学人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萌生并随时代演进而不断调整的。因此，尽管这一追求表面上是以西方社会或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或者说是在西方强势冲击下将对方视为文明、将自身视为野蛮的语境中开展，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强烈的现实性和民族性，其终极目标在于“超越西方”，而非“变成西方”。现代一词的内涵也就显得颇为复杂，既有古今之别，又有文明差异，有时还会被简单化为东西方的地域差别，不过最直观的外在表现仍以批判传统为核心特征。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传统意识，最初甚至喊出“中国无史”的口号，尝试以西方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新史学的理论典范。然而，若因此得出中国史学失去自我、新旧史学之间毫无关联等“断层论”“移植论”或“摒弃论”，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事实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绝非一脚踢开传统，对外来东西生硬搬用或简单移植。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现代元素的孕育。当外来文化大量输入的历史关头，这些宝贵的现代元素被当时敏锐的学者所重视、所发扬，成为他们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并在与外来成分相糅合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些现代元素的孕育及其发扬，便成为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中介。换言之，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这一理论问题上，我们主张“转变论”“中介论”。其全部内涵无疑是很丰富的，本文仅就几个核心点加以阐释。

一、公羊历史哲学：进化史观传播的思想基础

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或者说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从开始就不是单一向度，而是涉及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从实现路径来说，至少包含历史解释和历史考证两个大的方向。对于此种分野，现代学人是有明确认知的。杨鸿烈就曾归结为“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差别，认为：“我们以为历史本所以记载人类过去的事实，既有了历史的科学，自用不着历史哲学，但历史现象还是如赫格尔所说由精神主动呢？或如马克斯所说由物质条件来支配呢？乃至人类全部的历史到底是治乱循环的呢？还是循序进化的呢？假如是进化的话，那么，是直线的呢？还是螺旋式的呢？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历史哲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所以结果还是赞成历史哲学可以成立的一派得到最后的胜利。”不管哪一路径，起决定作用的必然是史观，史观的变化居于核心地位。而促成中国史学实现第一次现代化跨越的则是进化史观，它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占据主流。历史学的发展，要求有一套高出于旧时代“复古史观”“循环史观”的历史哲学作为指导，以总结过去，预示未来。人们熟知，现代史学的指导理论历史进化论是从西方学来的。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进化论这种西方舶来品之所以能被中国知识界所顺利诚服地接受，并迅速地在“新史学”中结出硕果，则是由于鸦片战争前后和戊戌时期有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点在流行——它就是顾颉刚先生所特别提出的“今文派”即公羊历史观，构成为“新史学”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成书于汉初，系用当代通行的隶字书写，故属“今文学派”，且是其主要代表。公羊学有一套著名的“三世说”，其雏形为《公羊传》作者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包含着对待历史的一个很宝贵的观点：历史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东汉何休为《公羊传》作注，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据乱－升平－太平”。于是创造出儒家经典中别树一帜的历史哲学，启示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进程，可以被用来与长期居于正统派地位的古文学派儒生所信奉的复古史观和循环史观相抗衡。东汉以后，今文学衰落，一千多年间消沉无闻。到嘉道年间，公羊学说却重新崛起，“翻腾一度”，并被进步学者所力倡。其深刻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进步的人物为了变革现实，且在学术上树立新的风气，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公羊学说适逢际遇，它具有既是儒家经典，又长期处于与正统的古文学派不同的“异端”地位这种双重身份，可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它专讲“微言大义”的特点，更有耸动人心的力量。所以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士都喜谈公羊，拿它跟顽固派的僵死观点作斗争。从历史哲学讲，它是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当时没有更先进的观点，只能以此推演新说。

龚、魏都是清代公羊学的健将，他们批判专制，在史学领域倡导新风气，都跟发挥公羊学说相联系。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跟正统派一贯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统治永恒不变的陈腐教条相比，龚自珍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显然紧扣时代脉搏，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变动的感受。他所作时代巨变将要来临的预言，很快也被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所证实。魏源则将公羊学说变易的观点，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说”来解释历史变局。他以此观察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外关系新变化，意识到：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已显示出东西方由过去隔绝到互相交往的转变；而中国和西方之先进与落后地位也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人过去对外国傲慢排斥的态度已经招致战败的屈辱，需要警醒自强，了解世界，学习西方长处。

戊戌时期公羊学风靡于世，这种情形，从持对立态度的张之洞为其《学术》诗（一九零三年）所写的自注中有清楚的反映，可见公羊学说在两个世纪之交对新派人物具有何等吸引力！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作为宣扬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而从学术上说，当时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都共同经历了由宗仰公羊学到接受进化论的道路。梁启超于一八九九年所写《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即把公羊学说跟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之说”贯通起来。在《新史学》中，他揭起新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旗帜，又特别说明：“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谭嗣同则把《公羊传》列为《仁学》思想来源之一。

这一时期，将公羊历史哲学与进化论相融合，写出别开生面的历史著作的是夏曾佑。他于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年撰写了一部体现进化论观点的史书《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充分吸收公羊学的历史变易观点，并与西方进化论者“心通来物”的“孤识宏怀”相贯通，形成了独创性的见解。他在书中申明：“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通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夏曾佑跟前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经义之变迁”即三世说之类，同西方进化史观强调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去掉其牵强附会的成分。由于他做到对东西方进化观点加以扬弃、吸收，所以能够提出崭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即，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这种自成体系的历史进化观点，既不是重复前人的公羊学说法，又不是生硬搬套外来的进化论术语，而是在贯通二者之后加以创造。

如果说戊戌时期是现代史学的酝酿阶段，清末十年则是现代史学雏形初显的阶段，不仅产生了《新史学》等宣言书，而且兴起了一场以历史教科书为主要载体的重写国史运动，新的史学范式初步得到建立，其中的理论内核正是进化史观。从清末新型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他们建构新史学自然包含鲜明政治目的，但以公羊历史哲学嫁接西方历史进化论不应被单纯地看做政治宣传策略，而是东西方学术思想碰撞融合的自然产物，是梁启超所谓“过渡时代”必然出现的特征。清末先进学人喜谈公羊学与接受进化论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足以证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孕育的进步成份，确是向现代史学的方向走的，西方思想的输入尽管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转变的内在根据，却存在于中国史学的母体之中。退一步讲，即便是为了减少新知识传播的阻力，新式学人能够从传统思想中找到嫁接的资源，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其实，公羊历史哲学是传统史学变易史观的特殊表现形式，其根基是中国的朴素辩证法，则进化论能够被迅速接受，又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基础。

二、民本思想：史学致用功能现代化的重要媒介

至迟从周代开始，中国史学已具有突出的“殷鉴”意识，并日益成长为主流的史学理念。传统史学特别是官方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带有眼光向上的资政功能，新朝为前朝修史的主要目的，也往往在于论证王朝更迭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从前朝灭亡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对下则承载带有浓重垂训意味的教化民众功能。梁启超等人之所以选择把史学作为学术现代化的突破口，除了在学科上容易与西方对接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史学具有相当突出的政治属性，恰好可以为批判专制、倡导民主而服务。我们会发现，《新史学》一文开篇并没有围绕进化史观重新解释历史，而是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史学。“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也首先集中于功能层面，认为史学不应成为君主的教化工具，而应服务于全体国民，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甚至可以说，服务于救亡图存是新史学的首要特点，在整个知识谱系中处于支配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言：“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从这一层面上，它是对传统史学资政功能的重新塑造，也是对史学致用传统的继承和再造。

从大的学术方向上观察，晚清确实发生了由“通经致用”向“通史致用”的转变，致用的目标是文明定义下的富强，致用的途径主要是翻译西方史，以期从中发现西方富强的秘密。但要注意，史学致用在中国古代包含两大相互制约又维持平衡的传统，一是对统治阶层提供“鉴戒”，一是倡导朴素的“民本”思想。后者对现代史学建构，尤其是形成“君史—民史”对立叙述模式所发挥的媒介作用，显然不该被忽视。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观点观察历史，启发大众的民主觉悟，是现代史学产生中的关键问题。因为呼唤民主是现代文化的时代强音，当然也是现代史学的思想灵魂。二十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内民主潮流高涨，从西方传入的民主思想对爱国志士的激励作用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它不是唯一的，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反对专制、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当时也发挥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二者本来就是相通的。

先秦儒家就有显著的民本思想。汉以下，贾谊、司马迁、班固、范晔等都有过对封建统治虐民、残民的愤怒谴责。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更一再爆发出对封建专制的强烈抗议。先是清初进步学者，由于他们经历了“天崩地解”的大事变，目睹明朝的腐朽统治导致了亡国惨剧，因而更加深切地认识专制统治的罪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便是讨伐封建专制的檄文，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专制君主，大胆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论，正是衰老的封建社会终将崩溃的预告，现代社会随之将要来临的先声，启发后来的史学家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二千年历史。

嘉庆、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发扬了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龚、魏生活的时代，清朝统治正在下坡路上加速滑落，国内危机深重，外国武力侵略的威胁日益严重。因此，龚、魏在其史论、史著中揭露专制主义的痼疾，是同挽救危机、寻求民族出路相联系的。龚自珍分析专制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有如将活人放在独木之上，用长绳捆绑起来，“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所以他呼吁废除专制解救社会的灾难，“救今日束缚之病”！魏源揭露当时社会危机的各种表现，首先就是“堂陛玩愒”“政令丛琐”，并且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憧憬，提出“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新论点，希望出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言路运通、重视舆论的局面。显然，这是自先秦民本思想以来历代仁人志士进步思想的一种发展。这种由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民主意识，帮助魏源在时代剧变面前，有勇气承认中国的落后，开始注视和探求外部世界的广阔和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此即他发愤撰著《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魏源在这部当时东方最详尽的世界史地巨著中，一再表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由衷地称赞华盛顿创立民主政体的进步性和完善性。

龚、魏史学论著中批判专制、憧憬民主的言论，使刚刚萌生的现代史学呈现出异彩，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对专制主义的堤坝发起越来越有力的冲击。黄遵宪在戊戌维新准备时期撰《日本国志》，书中揭露封建专制在社会地位、刑法治理、经济负担对平民的残酷压制，而他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中国的专制制度。到维新高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大力抨击专制政治的不合理。维新志士们把自己的事业视为黄宗羲、龚自珍思想的继承，梁启超、谭嗣同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抄、印刷、秘密散布，推动变法运动。梁启超还称赞龚自珍批判专制的言论导致了晚清思想解放。谭嗣同还以冲决一块网罗的精神喊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真切地反映出广大人民对专制压迫的强烈愤恨。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新史学，就从学理上对史学进行了“君史”和“民史”的二元划分，大力提倡以国民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取向，承载起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使命，体现出强烈的国民意识。

总的来说，传统民本思想演进至清代浙东史学而大放异彩，其内涵也从反对君主专制扩大到民族主义，将史学的存废与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到一起。新史学家们尽管在是否革命等具体政治方式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大都从浙东史学那里提取可用的资源。梁启超在一九零二年明确表示：“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又谓：“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章太炎则声称受到顾炎武的直接影响，谓：“吾辈言民族主义者尤食其赐。”周予同的话最能揭示其中的奥秘：“浙东史学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严种族之别，以异族入主中原，为汉族奇耻；其二，是尊崇历史，以历史与民族的兴亡有密切的关系。黄宗羲、万斯同辈努力于宋明末叶掌故的搜集，都不过凭借史实以引起后死者的奋发。章太炎当时就是高举着浙东史学派的这两把火炬，向青年们号召着煽动着。”当然，他们在结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去重新理解民族主义时产生了很大分歧，也直接导致后来的历史叙述出现民族取向差别（大中华观与大汉族主义），但在史学应为全体国民而作，以及史学关乎民族存亡等观念上并无二致。上述新历史观念的产生，应被视为西方民权学说与中国民本思想融合的产物。

三、考而后信：传统考史方法中科学因素的发扬

前文曾论及，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至少包含历史解释与历史考证两大路径。两者皆以科学史学相标榜，实际代表了对史学现代化的不同理解，亦即如何对史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学科定位。时间越往后，分野越凸显。崇尚考证者宣称要通过精密的考究将史学置于自然科学之列，崇尚解释者则不再执着于将自然科学的绝对因果律套用于史学建设，而渐次转向社会科学，注重揭示史学的人文特性。前者试图借助考古史料等判定历史细节并最终还原整个历史真相，后者则力求以哲学眼光审视历史的宏观演变而寻得一个根本解决。在很多人看来，传统史学的强项在考证，不再解释。陆懋德就曾以西学为标尺衡量中国史学时做出如下判断：“西国言史学，共有考证及解释二种工作，考证所以决定事迹之虚实，解释所以说明事实变化之原因结果。吾国史学家重视考证而轻视解释，原不完备。”随着史学史研究的不断进展，我们已经能够大致梳理出传统中国历史解释的发展脉络，但也必须承认，历史考证的积淀显然更为深厚，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考史方法也更为成熟和系统。这一优秀的史学传统（以乾嘉史学为主），与外来的实证史学思潮相激荡，又恰逢新史观确立、新史料发现，遂催生出对现代史学影响至深至远的新历史考证学。

乾嘉史学对于现代考证学者的巨大影响，可以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为代表，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出色学者，一致褒扬他代表了传统考证学的高峰。单从几位著名的新考证学大师有过的评论，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他们都把20世纪实证史学与十八世纪的杰出学者钱大昕的名字相联系。王国维称誉钱大昕是清朝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他说：“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既然钱大昕开创的乾嘉学派直接影响了晚清学者，那么钱氏即是现代学术的源头之一。陈寅恪同样推崇钱大昕是清代考证学的杰出代表，他评价陈垣的考证学成就时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摆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末之有也。”这段话，明显地指“精思博识”的钱大昕代表了清代考证学的高峰，认为他的学术与新考证学最出色的成就是直接相联系的。陈垣更推尊钱氏是“清代考证家第一人”，明言自己学术的基础是效法钱氏的严密考证：“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钱大昕治史具有严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相符合，他的丰富的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学方法，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崛起打开了广大法门，使他们结合许多重要新史料的发现，结合他们面临的新的课题加以发展，而大显身手。此外，钱氏考史又不限于文献范围，而是注重发掘新的史料，引用大量金石文字与史籍相印证，扩大了史料范围，使他考史的视野更开阔，成果超过前人，而且因此开创了现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先河。

新历史考证学家一贯服膺乾嘉学者从事分部门的深入研究、严密考证的方法。戴震作为乾嘉朴学中皖派代表人物，对新历史考证学家同样有很大影响。戴氏治学重证据，善怀疑，凡立一说必广求大量材料作佐证，必贯通各种经典而无窒碍，然后才宣告成立，很符合现代科学理性之精神，因而使二十世纪学者深受启迪。他尊古而不泥古，考论古书，既重视古人的见解，而又不刻板地拘守成说，还必须自己用证据去验证，用头脑去思考，才能求得真知。故他说：“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戴氏又有一名言：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以人蔽己”是指不盲从，不迷信，勇于独自思考，根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不以己自蔽”，指不沽名钓誉，不私智穿凿，不先入为主，务求以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做到鉴定衡平。遇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原先的认识有误，则应敢于承认错误，放弃旧说。章太炎、梁启超论乾嘉朴学家中戴震一派治学方法高明于惠栋一派之处，正是戴震不泥古而贵自得。有个典型例子，尤为新历史考证学者所称道，即他所提出《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光”字应为“横”字的著名论断。胡适所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作为清代考证学杰出成就的一个突出例子详述了戴氏这一考证实例，并说：“这一个字的考据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学者做学问的真精神。”

讨论乾嘉考证学对新历史考证学的影响，还必须讲到崔述。日本学者那珂通世首先高度评价他考证上古历史的意义，并对《东壁遗书》大加表彰和传布，遂使崔述学说与现代史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刘师培于一九〇七年东渡日本，带回了日本史学界表彰崔述的信息，并于一九一〇年撰写了《崔述传》。此后，崔述的学说更引起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洪业等学者的极大研究兴趣，并且直接导致了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的研究热潮。胡适评价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顾颉刚则谓：“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崔述对历史考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以严密审查的态度对待两千年形成的古史传说，廓除了以往记载中大量的附会和谬误，开辟了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的道路。他把神圣的“经”作为史料看待，作为研究对象，讲出了先秦经书即是先秦的历史记载、经史不分的道理，脱去了经书神秘的色彩，并且尖锐地批评了儒生们尊古妄信、空谈义理的弊病，同时也反映了史学领域的扩大，尽量地把各种记载都置于史学考察的范围，显示出一种新价值观的取向。所有这些，都使新历史考证学者感到叹服，由此启发了智慧，决心继续并向前推进他的考证事业。顾颉刚编成《古史辨》第一册时在《自序》中明确说：“我弄了几时的辨伪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宏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

乾嘉学术是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重要基础，对此，郭沫若在评价王国维的贡献时即讲过很中肯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事实上，乾嘉学术是传统史学中重视考证的优良传统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次繁荣。孔子早就告诫人们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司马迁则精辟地提出“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观点明确地向后代史家指出必须考而后信的治学途径，刘知几著《史通》，专设有《采撰》篇，论述史家对史料要广采、忌滥采，史料要认真甄别，切忌轻信道听途说，宋代有更多的学者重视对史实的考订，并出现了《通鉴考异》《新唐书纠缪》这样的考证性专著，至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音学五书》，更以对史实的广搜博采、精心考订，和对音韵训诂的精深学识，为清儒治学树立了楷模。乾嘉考证学，便是远承司马迁“考而后信”的传统，近绍顾炎武提倡“实学”、重视考证的精神，并因当时清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兴办了一些文化事业、统治者提倡这种与现实政治无涉的“纯学问”等社会条件相适应，而大盛于世。乾嘉学者在诸多部门取得的成绩令有志于考证的现代学者仰慕不已，他们具有现代科学价值的严密方法尤对后来者有宝贵的启迪作用。梁启超曾对乾嘉考证学者的治学方法加以归纳，并盛赞其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外寻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之所赖以成立。”以上，皆能证明新旧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学术关联。

四、新综合体：史书体裁的传承与创新

我国史家在历史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不仅勇于创造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而且对于已有体裁的运用也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往往加以发展，赋予新的内涵，从而使每一种体裁几乎都有完整的演进脉络可循，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所特有的自我更新传统。晚清以来，史学取代经学成为显学，而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在应对全新的时代课题时再度发挥重要作用，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史家对典制体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传播世界史的知识的主要载体。如《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法国志略》等，皆为其中佼佼者。不过，在二十世纪之前，史书体裁的变革仍大致维持在原有系统内。此后，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中国史学发生根本转型，史书体裁也相应地突破传统范畴，形成新的取向和格局，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就在于，西方章节体的传入为其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并迅速反客为主，占据主流位置。但有两点必须指出，一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发展，为章节体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二是，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传统得到弘扬，同章节体的兴盛成并行之势，两者一齐构成现代中国史书体裁发展的两大主线。

在章节体传入之前，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已经提出突破旧的编纂形式的要求。早在十八世纪末，章学诚就提出了改革史书体裁的方向，认为历代沿用的纪传体存在难以反映史事大势的重大缺陷，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主张用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弥补正史纪传体的缺陷，即：“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中肯的分析：“因事命篇，不拘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纪事本末体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优点，就成为新史学家学习西方、从事体裁创新的基础。诚如梁启超所说：“纪事本末体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也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

清末以来的历史编纂，大都采用分章节的形式，以往多被简单定义为章节体而不加深究，以致忽视了其内在所蕴涵的民族特色和风格。事实上，史家在对所撰史书体裁的自我体认上，往往不称章节体，反而强调对传统体裁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夏曾佑在书中自言：“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当时商务印书馆介绍夏书的广告中也称“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两体”。在其之前的新式历史教科书，虽然采用了章节的形式，但也大都自认或被指为纪事本末体。至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史家仍有持此种观点者。钱穆就认为，西方史书“主要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之演进中，此种历史体裁，略当于中国史书中之纪事本末体”。从本质上说，章节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间确有相通之处，尤其表现在突出事件的重要性、展示历史演进大势等方面。不过，章节体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将“事件”发展为“专题”，极大扩充了历史编纂的范围，并且特别注重事件、现象等之间的联系，而旧有的纪事本末体则存在范围狭窄、互不连属的缺陷。由此，原先典制体的内容就以“专题”的形式很自然地被吸纳其中。梁启超所谓“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和金毓黻所谓“将外交、经济、学术、文化等亦按纪事本末体加以记载”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杨鸿烈也曾指出：“就所研究的‘题目’的性质‘以一事为一篇，每事各详起讫’的‘纪事本末’的方法，如所谓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即是应用这种方法整理而成的史籍。”而且，其他传统体裁的特点也能够被方便地融入其中。比如，萧一山所编纂的《清代通史》，整体上属于章节体，但又借鉴了纪传体的优点，特别是在史表运用方面独具匠心。故此，对清末民初章节体的盛行，恰当地归纳应该是：以纪事本末体为接受中介，又把其他传统史书体裁的精华吸纳其中，开启了章节体中国化的行程。现代史家并非简单地将西方章节体移植过来，而是在充分吸收传统史书体裁优点的基础上对其加以综合改造，这也是史书体裁走向综合趋势的一大表征。

实际上，中国史学发展到十七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上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驌撰《绎史》，创造了熔合众体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章学诚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新综合体的特点，在于突破单一体裁的限制，从而创造出既能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能涵括社会丰富内容的体裁。这一趋势在晚清得到延续，如《海国图志》采用“志”“论”“图”“表”相互配合的方式；《元史新编》采用“传以类从”的方法，“皆以事得性质归类……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法国志略》充分吸收典制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糅合；官修《筹办夷务始末》亦尝试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引入编年体；等等。至二十世纪，新综合体的创造和发展蔚为大观，尤其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占据重要地位。除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章节体之中外，主要遵循两大路径。

一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较为耳熟能详的，是章太炎与梁启超在中国通史体裁设计方面形成大体相近的思路，分别提出“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配合及“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体配合的设想，而“记”和“载记”的设置即是对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吸收。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金毓黻对于纪传体的守护与改造。面对西方章节体的冲击，他最初主张沿用传统的纪传体，认为：“自西学输入中土，另创新史体裁，作史成法不无摇动，此则因时而异者也。余谓作史之法，以本纪为纲，以传志为目，别以表辅之，此成法之无可议者也。”当他逐渐接受新史学思想后，对史书体裁的认识也开始走入综合一途。抗战爆发后，他大声呼吁编纂战史，而在体裁上则主张糅合纪传和纪事本末二体。当时，黎泽济在《编纂战史之管窥》一文中力主此法，而金毓黻读后极力表示赞同，认为“所论史体宜折衷于纪传与纪事本末最为精湛”。后来，当他转向民国史编纂时，亦本此旨，曾谓：“余向主民国新史宜立纪、表、志、传、录五体；录者，纪事本末之异名也。”又谓：“近世新史，类以事为纲，具晐一事本末，而成篇章，略如吾国之纪事本末体。”从《静晤室日记》来看，他曾按照这种设想编纂民国史，但最终未能成功，更多地进行资料整理和汇编工作。

二是，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的大胆糅合。最典型的代表，是吕思勉编纂的《吕著中国通史》。他将中国历史分成两大板块，上册以专题形式分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宗教等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力求反映历史的通惯性和社会的整体性，使读者既能对社会文化现象有一个全面而又贯通的了解，从而对中国社会形成整体认识，又能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板块的创造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马端临的启发。《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吕思勉认为，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只是他又指出：“史实确乎不外这两大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因此，其通史著作从内容上讲已经远远超出马端临所论范围，但两大板块的灵感确导源于此。而且，早在编写《白话本国史》时他就指出，纪传体中的纪、传是记载前一类事实，志是记载后一类事实；而“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因此，这一“体裁很是别致”的通史，确是他在充分吸收传统体裁优点，以新的编纂主旨加以糅合创造而成。

综上，现代史家继承中国史学重视史书体裁的优良传统，在借鉴西方章节体优点的同时，也将传统体裁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从而创造出形式多样并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新式体裁，充分彰显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们处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雄伟的气魄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展示了中国史家所具有的非凡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不仅说明现代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并且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西方传入的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现代史学的要求。

结语

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既是科学地说明现代史学的产生所需要，同时对当前发展新史学、建设新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史学工作者总要强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难道史学本身的历史联系反而可以割断吗？按照“移植”“摒弃”一类说法，源远流长、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学到现代就中断了，现代史学的来源只有向外国去找，这等于否定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使自己处于进退失据、不能自圆其说的狼狈境地。客观事实是，现代史学的建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或隐或显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不管是主张历史解释者，还是推崇历史考证者，都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现代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弄清楚现代史家与前人的批判继承关系，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坚持中国文化应该走既要坚决肃清封建毒素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今天，批判地继承我们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仍然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吸收营养。吸收外来文化要根据本民族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才能在民族文化中生根，才能为大众所乐于接受。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永祥，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人文》集刊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