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意义根植于语际交往之中，考察人类的语际书写也需将其置于日常生活的语际交往中，才能探察语词的意义和观念的空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写道：“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这里维氏所阐释的“语言”与“生活方式”的关联性和同构性，与人文语义学的致思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文语义学强调：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语言，语言是人类认知生活并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每一种语言都包裹着一个特定民族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每一次表述都是具体时空语境下的人类语言交往实践。人类的语际书写与语际理解是需要打通语词、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语义学命题。由此，我们倡导的人文语义学不仅是语言学问题，还是以语言中的观念词为寻绎对象的文化与思想命题；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包含着对理性、情感、心灵、记忆等各种复杂元素的阐释与解读。这样的思路并非凭空而来。自1980年代始，我一直躬耕于思想史、人文学领域，几十年的研究，有经验更有困惑。不管是理解历史先贤，还是对话异域学者，语言的裂痕、语境的差异、心灵的隔膜等，常常让语际之间的理解可望而不可即。如何理解历史先贤的心灵思想，如何与异域学者进行语际对话，如何才能真正触摸人文历史的脉动？这份困惑让我萌生了“回到语义学”的想法，并通过多年的学理思考兼与诸多学界同人的讨论，形成了“人文语义学”的学科设想。
人类社会对语义的阐释存在已久，只是今天我们从学科建设的视角将其命名为“人文语义学”概念。早在人类文明启蒙的轴心时代，东西方思想先哲就展开了“名”与“实”、“词”与“物”的论争。正是在此基础上，人文语义学重在考析语词及其包蕴的观念之生成与演化的规律。从历史的纵深和人文的广延双重角度加以理解，就我个人的认知，人文语义学是以关键词为依托，以观念词为寻绎对象，探寻从概念到观念之起源、演绎、衍变之“史”的一门学问。之所以将“史”加个引号，意在说明其具有“学”的统摄与总括意蕴，期待以学理探索破除学科与学科间的壁垒、文化与文化间的隔膜。尽管人文语义学离不开“史”的梳理，但就其学科意蕴而言，在“纵”之外，它还有一层“横”的意味，譬如因不同文化、社群、族群与国家间空间差异而产生的歧义与流变等。
（一）历史纵深：语词的起源、演绎与衍变
自古以来，人类借助语词来表达自我、沟通他者，而人文的历史便沉淀于这些语词之中。《文心雕龙》有言曰：“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人类先民在社会交往中发明语言文字，以词指物，以名代实，以形式表征意义，借助语言文字参与对话和社交生活，但这也形成了词与物、名与实、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语义张力问题。从语言开始，进而归纳形成概念；再由概念出发，阐释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类思想与文明逐渐萌发。马克思曾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本身的内容”，“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语言与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观念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历朝历代的物象、人事和文化观念持续增加着语言的“文化含量”，改变着语词的“语义内涵”，并由此形塑着汉语的“语之魅、文之韵、道之源”。
近代以降，中国进入古今中外相冲撞相融合的语言加速转型期，虽然这种变化催生了现代汉语，但此中也蕴积着古今断裂、中西误解、圈层隔膜等诸多语际书写与语际理解问题，一百年来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并且有着每况愈下的趋势。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重回语义学，更要回归基于人文语境的语义学。语词的意义并不完全是约定俗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阻隔，后人的语境可能已完全不同于文本所置身的语境。同样一个语词，现代的意义和古代的意义或有天壤之别。历史已逝，人已作古，但历史文化的变迁、思想观念的兴替和精神生命的体验，都已沉淀在语词、概念和话语表达之中。可以说，语词承载着中国近代历史中政治颉颃、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正因如此，陈寅恪提出：“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语词所指向的语义与时偕变，其变化中隐含着价值的转移，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其显著和繁复。研究这些语词的语义变迁就可窥斑见豹，了解历史的一些真实面相。人文语义学便以探析语词的历史轨迹和思想文化蕴涵为基旨，要求不仅探讨语词的原始语义，同时还关注语义在历史流变中所发生的变异，准确把握语义的内涵与外延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观念，从历史纵深维度考察语际书写中“词与物”“名与实”之间的对应关系。
（二）人文广延：地域、民族、国家间的语际歧义
除了关注语义纵向的历史演变，人文语义学在横向维度关注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语际沟通中的共识与歧义。《论语·尧曰》有言：“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族群文化传承的基石、国家社会建构的纽带，语言是不能脱离交际而存在的，然而语词在不同行业、阶层、地域、民族、国家的文化环境下产生了多元的意义，由此造成交际的过程中出现“一语多解”而无法达到相互理解的现象。在一国之内，不同的行业、阶层、年龄、地域、文化水平，这些“圈”和“层”都是一道道语义理解之墙，由此导致了层层叠叠的观念形态。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跨语际交流中，不同的文化语境造就的语言多义性更加凸显。当然，语际书写中也会通过创造性翻译化解观念隔膜，增加语义的文化含量。如《魂断蓝桥》的原名“Waterloo Bridge”，直译过来就是“滑铁卢桥”，只是故事发生地的名字而已，而“蓝桥”二字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尾生抱柱，至死方休”的爱情典故，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爱情的聚散离合之义，语际书写中的文化意象重构可以及时有效推动语际理解，使观众或读者心领神会。可见，语际书写与语际理解是人类客观存在、主观心智、民族文化之交往的外在体现。
作为文化最为重要的负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语言常常具有民族“图腾”的作用。正如洪堡特所指出：“词不是客观事物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图腾”，不同的语词中包蕴着认知民族文化的观念密码。如果“文明”强调共性、普遍性、普世性，那么“文化”则更强调特殊性、差异性、民族性。相对文明的“求同”，文化是一个“存异”的复数形态。词的意义与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一种文化内部进行交流是可以的，但在跨地域、跨民族、跨国家的交流中，语言交际中的语义多元问题便凸显出来。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交往势必带来语际书写和语际理解的歧义丛生，甚至造成了文化冲突、话语霸权等诸多问题。
坦率而言，人文语义学现在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超越学科门类和语言文化限制的研究问题的视野与方法，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协同互动、联手推进。人文语义学试图融通语言学、文学、逻辑学、阐释学等学科，聚焦于人类交际中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语际实践，为人文研究寻找新的学术视域和理论框架。凡学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研思路径，也无从窥测未来之路。人文语义学何以成学，下面将从学科渊源和研思路径两方面展开考察。
（一）学科渊源：在古今中西的知识坐标上
人文语义学有着久远深厚的学术根脉。无论中国的训诂学还是西方的语文学，都为人文语义学的开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古代有一门专事梳理挖掘语词的源流演变的学问，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词语谓之“诂”，综合二者而名曰训诂学。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传统（即训诂学）是“通经之学”，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都与经典释义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古人视野中，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反映着中国古人的文化知识结构，而语义的训诂与阐释成为古人体验生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而在西方，语文学的学问传统源于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包括修辞、语法和逻辑。此中，语形与语义的关系问题是西方语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中国训诂学研究的名与实，西方语文学研究的词与物，都是围绕语形与语义问题展开。从古典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语义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当，在不同地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也为人文语义学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我们今天倡导“人文语义学”，希望承袭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吸收融通“修辞、文法、逻辑”的西方语文学理论，兼顾语义学研究的历史纵深和人文广延，探讨人类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语际书写和语际理解问题。这种关乎人类语际书写的语义研究既然与“观念”发生关系，也就必然与历史及人文相交织，因为“观念”深藏在历史纵深与人文广延之中。就其范围或说外延而言，它以人文学科为主体，同时与社会科学是近亲，还与自然科学门类有牵涉；就其内涵而言，对约定俗成或者说频率较高的热词进行语境与语义的分析，在理清其“来龙”与“去脉”后找到适得其所的“名”与“实”、“词”与“物”配位乃是题中之义。从“纵”的意义上说，人文语义学和其他学科没有什么两样，以人文概念的语义史为根本；从“横”的维度说，它又要寻找到各个学科援引概念遣词造句时的差异和悬隔，尤其是因时空不同而引起的间隔与缝隙。进一步说，从方法论的视角看，人文语义学涵盖了概念史、观念史、记忆史；从研究对象看，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为其主要内容。可以说，一切的人文社科门类都会涉及或者说离不开人文语义学的参与和运作。
（二）研思路径：在“语境”考察与“转义”钩沉之间
人文语义学考察观念词的演绎历程，其意旨并不止于语词的考辨，而在于透过人类交际动态中的语词观测人文观念的交流、碰撞和转义的过程。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观点可以反映“人文语义学”的致思路径。在语际交往中，语言本身并不会导致沉默，而文化与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没有人文语义学的介入，那么“沉默的大多数”会由此而来。人文语义学讲的也不是文体问题。其关心的不是用什么语言书写以及用什么形式书写，而是集中于语境与语义的关系。换言之，可以称之为语际书写。这个概念来源于刘禾的翻译研究，但在刘禾的研究中，“语际”主要指汉语与日语、英语等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而在人文语义学视域下，“语际”不单包括跨语言的交往，也包括相同语言内部不同地域、阶层、群体的人际交往。中国有“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俗谚，语言也因风俗文化的不同而有着语义差异。在语际交往中，语言之间透明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知识背景、文化水平、社会阶层的差异导致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语词不仅有理性意义，还包含个人在语词意义符号化过程中各种附带经验、体验或感受的综合。因此，语词中语形与语义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语言之间的“理解”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
语词看似是明确的，但又是多义的、暧昧的。人文语义学关乎学科和复数、多元、相对的文化观念。人类在语际交际过程中，遭遇了未知的语词与观念，从而迫使自身对异质的语词观念进行吸收、理解。依据海登·怀特的理论，“转义”是“一种从有关事物关联方式的一种观念向另外一种观念的运动，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这种关联使得事物能够用一种语言来加以表达，同时又考虑到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转义具有某种思维移位的互动性运动，即一种由“此”观念向与其相互关联的“彼”观念的运动。这个过程经历了由“彼”及“此”、又由“此”到“彼”的反复过程。由此在语际书写中造成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观念的冲撞和融合。在这个语际之间“此”与“彼”关联性的话语转义中，人文语义学希望钩沉人类语际交往中语词的冲撞、融合和话语转义过程，提供一种唤醒语际书写和语际理解的视野、一种试图化解语际隔膜和观念紧张的方法、一种介入现实和历史的学术致思方式。
在人类的语际书写中，充满着知识、思想、观念的冲撞，造成了古今断裂、中西误解和圈层隔膜等问题。人文语义学以观念词为抓手在各种结合部用力，透过相互间的区隔、纠缠与对话，挖掘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变迁。同时，人文语义学通过对观念词的纵向钩沉、横向比较，理解语义所蕴涵的真实和丰富的意义，将语言文字背后隐藏的多元文化观念揭示出来，使那些被误读、被扭曲的历史真相能够还原到最初的、本真的状态，为那些充满误解、冲突和矛盾的世界交往提供多元化理解的意义空间。
（一）以观念词为切口：考察文化观念的复数形态
上文有言，人文语义学是以观念词为依托，寻绎从概念到观念之起源、演绎、衍变之“史”的一门学问。说到“观念词”，不能不联想到目前学术界频频出现的关键词、概念（史）、记忆（史）等词汇。它们分别在英语、德语、法语世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到“观研究只是人文语义学研究的上半场，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梳理不同民族国家的观念词，探讨不同语言之间观念词互译沟通的可能性空间。
在古今转换、中西碰撞相交织的语言大变局中，观念词处于意义网络中心或节点的位置，既有源于中西不同话语系统的语词支撑，同时也连接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诸多语词/概念；既保留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也内蕴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系统的语词密码。我还想强调观念词与关键词、概念（史）的不同。当语词被注入了文化性或历史性内涵后，这个词就变成了概念，概念经过推广普及并意识形态化后就会变成观念。关键词是我们觉得它在文本中具有重要性，因此要拎出来加以阐释。概念也是因使用的需要而被界定。相对于“观念”，“概念”显得更具体而微，我们可以把概念看作比观念更小的一个单元。如果把观念看作一种思想体系的话，那么概念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单词。概念和关键词侧重点应该是在语意上，而人文语义学则在于语义，与观念史有些大同的意味。这里尽管是一字之差，却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至于归宿点，它们都是异口同声、不谋而合的。不难理解，语义非常重视与语境的关系，同时又要找出其在不同环境、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通约性。
（二）以通约性为意旨：化解语际书写的观念紧张
人文语义学以观念词为切口，在历史纵深与人文广延的双重维度寻求语际书写的通约性、化解语际书写的观念紧张，以深入理解语际交往中所蕴含的复数的意义空间，进而探求对异域、他者、世界的多元化理解，寻求以一种宽容开明、自在和谐的语义表达来与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语际书写与世界进行交流。作为地域、民族、国家文化的表征，语言和观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源于此，在语际交往中，人类借助可以融通的认知语境才能达成成功的语际理解。任何脱离文化环境的语言必定是支离破碎、片面和不完整的，而脱离认知语境的语际交往也容易造成歧义、误解乃至冲突。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和世界，我们追求语际书写的通约性，但并不是把语际交往与话语转义理解为化多为一。世界文明应当是也只能是具有复数文化的命运共同体。回顾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期待是，每一个国家、民族、语言的存在都具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研究人文语义学，要推进语际交往和语际理解，并不是要消泯国家、民族、语言的多元存在，而是试图提炼出人性的文明共识，以烛照不同的文化观念，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明参照。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思想与语言、人道与非人道、文明与野蛮相纠缠的历史。在今天，人文语义学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来自作为文明社会之“人”的思考。人文语义学首字在“人”，而人都是在一定文化浸润下、充满人性的高级动物。人是文明的追求者、见证者，也是创造者与享受者。一部由人类不同文字记录下的文明史却时时为谎言下的残酷“文明”证词——野蛮——所打破。语义正在以非人道、非人性、非人文的形式与经典中的人文传统渐行渐远。目下的俄乌冲突并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而化干戈为玉帛。墨索里尼就出生并成长于文艺复兴的故乡，希特勒纳粹主义更令歌德的文学、舒伯特的名曲蒙羞，正是法西斯分子对尼采等哲学家的滥用，让我们说起文化的人性化时那么无力与苍白。有历史、有记忆，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性。但是，单单有此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兼具反思、反省和忏悔的意识，人类才能有更为广阔的提升空间，才能在复数的文化形态中提炼出具有共识的人性文明。
于是，诸位就看到了这一学科——人文语义学。这里只是说出了它的时代性，其历史性不言而喻，其未来性则需要更多同仁的关心、关注与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