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中心一样，在每一个中心的晕轮层面也总会浮现出属于那一个特定时代的关键词。就此而言，关键词的应“时”而生本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些司空见惯、见“惯”不怪之情同手足、联袂出台的关键词背后，却有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反差与张力。以我们熟悉的刚刚离去的二十世纪为例，诸如孔学与孔教、自由与民主、自由与解放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很容易成为鱼龙混用、不分彼此的等质词。
倘若将这两个关键词置入近代中国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考察会发现，“自由”与“解放”作为孪生关键词的出现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一度成为一个热词，譬如胡适们和李大钊们就各执一词，在语言的法庭上打了一场颇费周折的笔墨官司。无独有偶，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北平新学会名义主办，张东荪、俞颂华为主编的杂志就很时尚的冠之以《解放与改造》。二是每当时运不佳、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关头，自由与解放就会呈现难兄难弟、同舟共济的暧昧面相。这多少与山雨欲来、只争朝夕的艰难时世息息相关。
撇开鸦片战争以降的坎坷与沧桑，我们在二十世纪抗战之血雨腥风的战火纷飞年代更见两者不分伯仲、相提并论的文字。两者之所以不加辨析的使用，是因为这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需要。当共同面对一个强大敌人的时候，个人自由往往在民族、国家、集体的名义下被抛之脑后。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概念名词的错乱在所难免。久而久之，标本共贯、本末同条的现象就不言自明了。对此，即使是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大家也难以自拔。老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有《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狂炸》一文问世：“历史吿诉我们：（一）解放与自由等名词是用血铸成的；（二）中华民族是明礼知耻的民族，人民肯用血去争取解放与自由。”（《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三、四期，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99页）《迎接新生·纪念死者》的作者萧声发出愤怒的吼声：“我们的转变，是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一致的英勇抗战。它决定了我们：不做牛马，要创造出自由与解放的崭新的中华民族。这展开了新文化之发展的坦道。”（《抗战戏剧》第二卷第四、五期，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39页）这一时期，无论哪一派、也无论哪一翼，都有激情燃烧与澎湃的呐喊和倾诉。作家王平陵在《在抗战中建立文艺的基础》一文中代集体发声：“日本帝国主义者既造成这样悲惨的命运，定要逼着我们联合在一起，开始血肉的斗争。好吧，我们就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和他们拼命到底罢！因为，已在血泊中挣扎的伙伴们，都在高声叫喊：‘我们要求解放与自由’。”（《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17页）一则更具代表性的集体宣言还在这里：“今天我们已联合起来，马上就去作这个。能作到这个，我们才会严守在全文化界中的岗位，而完成我们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神圣使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182页）这里不但将自由、解放相提并论，而且还将独立与两者共同绑架在了同一辆飞奔的战车上。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饥不择食。情急之下，扮演着时代主体角色的历史人物也有着“不择言”的冲动和慌乱。五四及抗战时期都不例外。或许，面对强大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他们是将“自由与解放”当作打虎的“亲兄弟”以形成匕首、投枪的阵势而为吧。
回到本题，鉴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与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有着文化的差异，因此即使近代中西文化发生重大交集以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Liberal”或“Liberty”也还是只能以同化的形式对应着这样一个概念。加之“自由”与“解放”在西方一开始也是共用一个“Liberate”的词根（意在强调对束缚的解除），这样一来，译介到中文后的“自由”，不但有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语义，而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两者之间有着貌合神离的吊诡。
“自由”这个词汇虽然在中国古代已常有使用，但其传统意义基本与现代权利意识无涉，现代人权概念是由西方传入的，显而易见，“自由”当然也是舶来品。早在一八三五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上就记载了这样一段富含启蒙意义的话：“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影印版，186页）凡此种种，不再娓娓论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接踵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何以在“自由”与“解放”概念上群贤毕至，而且在众口一词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潜台词。
细读当时的文本会发现，以《新青年》揭载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为鹄的，而且形成了势不两立、并驾齐驱的两大“自由”传统。这个笼而统之的自由理念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两大传统：Negative freedom and Positive freedom。关于这两个“自由”的划分，可谓由来已久。这里，我们租赁的是以赛亚·伯林一九五八年提出并收录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自由四论》中的“两种自由概念”。几乎与其齐名的同时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也异口同声地将自由分为两种：“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大陆不少学者根据这一“原理”将“新青年派”演绎的自由传统分为欧陆自由主义与英美自由主义（高力克：《<新青年>与两种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总第四十二期，一九九七年八月号）。究其实质，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发生的“自由”与“解放”之争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两种自由观（积极与消极）、两种思想路径（法俄与英美）的冲突。只不过，那时是以名词官司的面目出现。追根溯源，在“自由与解放之争”的潜台词背后，隐匿的不过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深埋因子。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两种自由观念的“纸上谈兵”——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那么“自由与解放之争”就是观念冲突的升级与深化——英美道路与苏俄道路何去何从之张力的彰显。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问题”与“主义”刚刚安生不久，胡适就在“金字招牌”《新青年》上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皇皇长文《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扇风道：“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点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新青年》七卷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胡适的立论不越“多研究些问题”，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个“扇风”不是没有来头。原来，早在“问题”与“主义”开战前，李大钊就点过“解放”之火。一九一九年七月，李大钊就很有针对性地抛出了火把：“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李大钊：《真正的解放》，《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就在胡、李短兵相接的当口，陈独秀于一九二〇年初针对社会上因“自由”异化为政治意义上的“解放”所引起的不满，专门为《解放》说文解字道：“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事实本来是这样，何必要说得好听，男子也是如此，并非专门辱没妇女。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新青年》七卷二号，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胡适们和李大钊们在“人权”（自由）究竟是“天赋”还是“人赋”的命题上搅成了一锅粥。
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与解放两个关键词的关系而言，它们颇似当年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与民主的情形。回顾“问题与主义之争”双方歧义的焦点不难看出，胡适的说法算是点中了对方的穴位：“中国人（其实不单是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认为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自以为找到了“包医百病”“根本解决”的良方便一劳永逸，其实这是“目的热”之病灶的表征。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又是典型的“方法盲”。在这里，“主义”是目的，“问题”是手段，胡适强调的主要是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法，即手段。
而在“自由和解放之争”中，恰恰反过来了，李大钊、陈独秀强调的是“解放”，是一种手段。胡适强调的是“自由”，是一种目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反差。也即是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强调的是“问题”，是方法，是手段。在形式上看，颇似一场关于方法之争。而在“自由与解放之争”中，强调“自由”这一目的的当口，“解放”俨然成为一种被胡适视为一种见林不见木的笼统手段。与李大钊们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一直讲的是方向和目的形成反差的一个典型，还是他们此时对手段与方法的倚重。“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陈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八卷四号，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尽管在思想深处，两争一脉相承，属于哲学路径的同构，但是语词概念的流布中却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错位和异构。
进一步说，“问题与主义”“自由与解放”不能简单看成是目的和手段的差异，寻找概念背后的潜台词会发现，深层哲学谱系的表层会以不同的名词概念表现出来。“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是表里如一的异构；“自由”与“解放”、“自由”与“民主”则是表面同构，内在异构。在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在解读思想史经典文本或事件时，要时刻警惕有被概念挟持或迷惑的可能性。概念词在变换，关键词也在变换，但是背后所遵从的哲学谱系是固定不变的。在价值性与工具性往往以连理交叉的形式出现时，我们更有必要通过关键词的辨析和梳理把命题看的通通透透。其实，“目的”概念掩盖下的“问题”意识有一种潜台词叫做“主义”，胡适背后的是实验主义。寻找背后的真实，从根本上说，“自由”与“解放”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两种哲学谱系的不同。对此，我们在《新青年》主撰《敬告青年》的谆谆教导中可以窥见一斑：“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青年杂志》一卷一号，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不难看出，如果说“自由”还有渐进、改良的成分，那么“解放”则丝毫不允许犹疑、缓行，砸碎并挣脱锁链乃是其必然选择。由此，激进、革命也顺理成章。
“自由”和“解放”之所以容易混淆，首先是因为它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奴役、专制、封建，或者说“奴隶人的人”。其次是因为在汉语的译介对象中它们共用一个词根。例如，至今不少学者认为，英语动词“Liberate”或其名词形式“Liberation”分别对应汉译的“解放”与“自由”。但一个显见的语言学现象还在这里：无论是“Liberal”还是“Liberty”抑或“Liberation”，它们共享着一个拉丁文的词根“Liber”。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将“Liberal”与“Liberation”作为一个同属语词予以解读。它给出的答案尽管有些自我的偏见甚至是成见，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对前者的“人文”性与后者的“豁免”性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版，261-267页）。“自由”（Liberal）可以加上后缀“主义”（Ism）成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但由于其工具性难以成为解放主义。进一步说，“自由”的排他性只有在演绎为主义后才会“对其他集团的利益造成某种损害”（[英]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81页），而“解放”的排他性与生俱来，在“释放或免除”的同时也就有了从一个窠臼落入另一个窠臼的可能性。即是说，“解放”具有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性。它与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可能勾肩搭背，成为人皆可夫的泄“愤”工具。
“自由”与“解放”之紧张的着力点还在于，前者是自主、内在的“我者”，后者则是致力于外在、客体的“他者”。这有点像是“自利（利他）”与“先解放他人（再解放自己）”的歧义。在二十世纪的关键词中，诸如我们看到的“自由”与“民主”之不分楚河汉界的勾连与混搭都属于这种现象。“自由”是自己作主，有个性和主见，“民主”在中国古代本来就与人民之主的“帝王”半斤八两，到了近代，虽然观念上天翻地覆，但个人每每成为任人摆布的旁观者，甚至异化为被他者做主的乌合之众之情形，中外并不乏其例。在思想史意义上，进一步分析其语义学背后隐匿的潜台词，则是每一位学者的使命和担当。
不难看出，“自由”遇见“解放”多生于情理语境。然而笔者不免尚生疑窦：既然“自由”，何须“解放”？借助当下的一句网上语言：“自由”，你今天受托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