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开汉语因特网，输入“概念”二字检索，一定会蹦出数以万计关于“概念”的信息。“概念”一词如此普及，乃至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其在逻辑学中的含义，都以为对概念有了“概念”（理解）。如果继之输入“概念史”一词检索，则会发现“概念史”是近几年才比较多地被使用的词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著述之中：一类为《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所提倡的概念史，它强调德国概念史方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另一类是在翻译和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时，人们注意到英国“剑桥学派”的研究与德国的概念史方法相似。值得思考的是，与概念史一词相比，广为学者使用的是“观念史”或“关键词”。这可能与两本影响广泛的著作有关，一本是威廉斯的《关键词》，一本是洛乔易的《存在之链》。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日常所使用的“概念”，其内涵近于“观念”，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冠以“观念史”、“关键词”的研究，其内容和概念史的旨向并不相悖。其实，细究起来，在欧洲语境里，概念史和观念史在研究方法上径庭有别，在概念史的提倡者看来，无论“关键词”，还是“观念史”，都没有如概念史研究一样区分语词的内涵和运用，因而在其研究中看不到“历史”。斯金纳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没有“历史”。
一、 概 念
19世纪中叶汉译西书曾对日本学习西方影响甚深，不到半个世纪，源自西方的各种新知识借助“和制汉语”大量涌入中国，出现了众多的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时人在生吞活剥地吸收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时，发明了各种速成学习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1899年编写的《和文汉读法》一书。借助这一独特的学习方法，梁启超及其读者们得以广泛涉猎日语西学书籍。不过，如果要对《和文汉读法》吹毛求疵的话，其实问题不少。如，关于“概念”一词的释义，不知出自梁启超，还是哪位传抄者，竟望文生意地旁注道：“大概想念。”这一似是而非的翻译完全忽略了“概念”在逻辑学中的含义，也忽略了“概念”被生产的语词的历史。
概念／concept一词源于拉丁语concept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为把握、萌芽、构思及受孕、胎儿等。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省察》一书中使用过概念一词，但是，意欲以“直觉”和“演绎”来证明物质世界的笛卡儿对“观念”和“概念”并没有加以严格区分一般而言，对概念最早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认为概念(conceptus)是表述(representation)的产物，表述有感觉与认识之别，认识有直观和概念之分，概念则有经验概念和纯粹概念之异，纯粹概念又有悟性概念和理性概念（理念）之差。后世有关概念的讨论都是围绕康德的言说展开的。
当concept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时，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英华字典》及其后继字典都将concept译为“稿”，在解释conception含义时，将其与notion并称为“意”、“意见”。
第一个以“概念”（がいねん）来翻译concept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学者西周，西周受过严格的汉文训练，又有留学荷兰的“兰学”经历，他准确地捕捉了当时欧洲关于概念的界说。他认为，概念指从各个事物中抽取共同特点而建构的表象，具有内涵（意味内容）和外延（适用范围）两个方面，由被称为“名辞”的词语来表示。1869年，西周在《学原稿本》一文中阐述了逻辑学原理——他称之为“学原”或“致知学”。他举例说，人们之所以未见而能知，可以在横滨讲述长崎的狗，在长崎讲述横滨的乌鸦，乃是因为人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狗和乌鸦的形象，借助这一形象得以知之。这个“知”属于逻辑学的范畴，但还只是“直知”，只有不断累积“直知”，才能最后形成“念”。“念”有概念(notion)和想念(idea)两个层面，“概念”是“归纳之思”,“想念”为“推演之思”。1871年，西周在《五原新范》一文“念区概括”一节中，进而阐发道：概念是在了解事物的表征之后而形成的，概括不能完全究明事物的外形和本质；“想念”是想象力的产物，是通过直觉和直知将事物的外形和内容呈现于心中。西周以“概念”一词翻译notion，以“想念”一词对译idea，涵盖概念和想念的“念”对译什么呢？西周在“念区概括”一节旁注中，注明“conception”、“begriffe”（begriff——引者）。1875年，在《致知启蒙》一文中，西周在重复上述关于狗和乌鸦的比喻后，在“念”后附注“conception”，而在关于事物“外形内质”的认识中，概念属于“度量观”(quantity)，观念属于“形质观”(quality）。
在翻译“conoception”一词时，西周有些踌躇，还同时发明了“理会”一词，可能觉得不如“念”，最后弃之未用。concept涵盖notion，西周把concept和德语begriff并列翻译为“念”，可谓用心良苦。方维规教授指出，begriff自动词为be-greifen，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对不容易弄懂的事物的理解，一种经过思考而获得的理解。。西周的“概念”和西周之后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后来流行至今的“概念”相当于西周的“念”，包含了西周所讲的“想念”即“观念”(idea)的意思。
1878年，美国人费诺罗沙(Ernest F.Fenollosa)受邀到东京大学讲授哲学，他在《政治学讲义》第三讲中称：“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概念”。其时，井上哲次郎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这个翻译应该说对井上哲次郎有影响。1881年，井上哲次郎编《哲学字汇》收录了这一翻译。1887年，今井恒郎在译著《哲学阶梯》称：“观念由觉性而得，概念由悟性而得。”
虽然，“概念”作为哲学用语在1880年代即已在日语中扎根，但还不能说“概念”已经具有社会政治含义而广被使用。1874-1875年出版的著名学术刊物《明六杂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概念”，涉及思想、政治和文学的综合杂志《国民之友》在1888年一年内只出现过２次，1894年的《女学杂志》中出现过１次，著名的综合性杂志《太阳》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28次（1895年）、11次（1901年），大约在1890年代中期以后，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词语，而成为在社会上流通并被赋予一定时代内涵的“概念”了。
《和文汉读法》将概念解释为“大概想念”，只是清末知识人学习日语时的小插曲。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在“释名”一节谈名学即论理学时称：“若干个物公性之总合，谓之概念。结合二个之概念，指定其间之关系者，谓之判定。指定两个以上之判定间之关系者，谓之推理”概念出自“公性总合”，那么，“公性总合”又是什么呢？在“释教育”一节中，编者写道：“为心意之产物的表象，谓之观念，从个物抽出其共同之点，而生起共同观念者，谓之概念”。原来，“公性总合”就是“共同观念”，就是“概念”。《新尔雅》虽然准确地传递了当时流行的逻辑学意义上概念的意思，但是，汉语概念具有日语概念的问题，即“观念”和“概念”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在日语和汉语中，大概两个名词都侧重在“念”上——佛教语汇，故而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的陈文《名学教科书》，对于名学——逻辑学（logic）知识解释如下：“名学者，研究思惟之律令之科学也。”而思惟（thought）则是“以同时现于心中之二观念联结而发明其相属与不相属之心作用也”。接着，又写道，观念（idea）“由官体之感觉收为认识之形式，而为意识之主者也”。“人类一切知识，皆由观念始。未见汽船、汽车者，必不知汽船、汽车之为何状；未习英语、德语者，必不知英语、德语之为何声也”。而概念(concept)是“悬比多数观念之性而综合之也。如由梅、桃、樱等诸花悬比其通有之性，以构成非梅、非桃、非樱之一新观念，曰花。此新观念即为概念”。即，概念是观念的综合和抽象。
从以上“概念”一词在汉语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可知，翻译不只是词语对译，还涉及到意义和修辞等问题。翻译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对不同语言和概念“同一性”之认识，不同语言和概念之间具有可通约性。但是，从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关于翻译“不可能性”和分析哲学关于翻译“不确定性”可知，“概念”一词未必能准确传达concept一词的意思，更何况如本文开头所述，在实际使用时还衍生出各种歧异。于是，当一个多世纪后重新审视包括“概念”在内的近代诸概念生产、再生产的历史时，一项名为“概念史”的研究便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概念史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词最早出现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里希特(Melvin Richter)在比较《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哲学历史词典》、《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这三部风格各异的多卷本巨著时，将“概念史”视为涵盖三者概念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术语”。方维规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文中认为，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semantik)是同义词，“历史语义学”关乎语词和语句，同时并不排斥“历史”，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一文中，方维规简要介绍了德国的“概念史”亦即“历史语义学”模式、英美“观念史”模式、法国的“话语分析”或“概念社会史”模式，强调历史沉淀于概念之中，概念史通过对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
与德国概念史不同的是以波考克(J.G.A.Pocock)的“话语”(discourses)和斯金纳(Quen-tinSkinner) “意识形态”(ideologies)研究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斯金纳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为非历史的、神话研究，认为为了再现主体的意图，应该关注构成文本的语言习惯和作者／主体的信念，将思想史上的各种话语置于政治事件中来考察。对于“概念史”，斯金纳承袭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概念即工具”(conceptsaretools)观点，强调要理解概念必须先理解与其相关的事物，因而不存在所谓概念的历史，而只有如何使用概念的争论的历史。尽管如此，里希特还是试图在德国概念史和剑桥学派之间牵线搭桥，他强调，剑桥学派和德国概念史关系密切，概念史方法可以应对英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变”，同样为思想导入了历史内涵。
笔者关注概念史方法是与对自身所从事的社会史研究的反省相关联的。在我看来，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后，由于过度强调界域划分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社会史原本具有的“反命题”(antith-ese)特质黯然不显。鉴于此，我在十年前提出社会史研究“去理论化”和唤回“事件史”之主张。当学者的研究“对象”——文本(text)与产生文本的语境(context)相互关联后，文本生成背后的情境便成为社会史的关心所在，文本自身的语言和构成则成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
其实，回顾法国“新史学”的历史，在其发韧之初就有人注意到词语的重要性。1930年刊行的《年鉴》(Annales)杂志曾把“物与词”(things and words)作为其副题。马克·布洛赫(MarcBloch)曾说：人在改变风俗习惯的时候，没有改变语汇的习惯，这一事实常常使历史学者犯下错误，他们自认为是一个新词，而这个词实际上很早就存在了。针对学界在“观念史”、“关键词”、“新名词”和“概念史”等使用上缺乏统一，笔者曾撰文做过辨析。根据科塞雷克的提示，可以将德国概念史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１．概念史与语词史。单个语词都有明确意义，而概念未必有明确的意义。概念是通过词语表现出来的，但比词语拥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里并被表述出来后，该词语就成为概念。概念史研究方法旨在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单纯的循环运动，从而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出一定的紧张关系。２．概念史与观念史。在观念史研究中，即使个别的观念能反映历史事象，但是，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关注社会的、政治性的词语，概念是可变的、复数的。３．概念史与社会史。社会史研究以文本为手段，试图揭示文本中没有包含的东西；而概念史主要对文本和词语感兴趣。比如，社会史在研究社会团体、阶层、阶级之间的关系时候，往往超越具体的语境，揭示中期或长期的结构及其变化；而概念史本来源于哲学用语史、历史语言学和语义学等领域，是在对文本加以解释的基础上出现的研究领域。如此看来，所谓概念史就是关于词语的社会、政治史或曰社会、政治的词语史。
在德国执教鞭的小林敏明在关于日本现代思想研究的《主体的走向》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即，在汉语哲学词汇里类似于主体／客体、主观性／客观性等带“体”和“性”等涉及身体语言的翻译甚多，比如“主体”是对subiekt(subject)的翻译，但西周的这个翻译却是远离本来意思的“能指”(significant)游戏。追根溯源，造成这种误译的源头在subjekt由以产生的西欧思想语境之中。小林的提醒，让我想起一句老生常谈：翻译有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有同一语言内的翻译，而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翻译则兼而有之。
三 、 中国语境
伯克(P.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一书中认为，“欧洲近代初期的所谓知识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及启蒙———都是先存在某种大众化或实用知识，当这些知识逐渐表显化后（尤其是被印刷后），经由某种学术机制(academices-tablishments)而合法化”。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知识的生产及其社会化过程不仅有中西、中日的纠葛，还有古今、雅俗之不同。那么，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呢？
裔出德国的概念史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概念史。1980年代末科恩(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后，曾唤起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说的误读和追捧，冷静想想，用西方概念与知识体系叙述的“中国”真的是“中国中心化”的中国吗？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ois Jullien)《势：中国效力的历史》一书堪称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的中国版，书中力证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区别。中西之间的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说中国思想缺乏现代／后现代要素，于连从政治、文字和历史等角度研究“势”（运动性）概念后指出，以主体和因果关系为中心的欧洲思想发展到现代才开始强调差异性和动态，而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思想中找到源头活水。毋庸说，用西方二元对立概念叙述的中国思想，不是“本真”的中国思想。与于连的运思不同，张寿安对围绕“乾嘉之学”的各种话语———汉学、考据学、朴学、实学等———提出异议，经过对“乾嘉之学”条分缕析后，她认为18世纪出现的“专门之学”表明传统学术内部业已萌生如现代学术之“分科”，及至晚清，“经训之学”成为一门独立之学，崔适假江藩之名所撰《经解入门》一书将“经解”视为一种专门之学，从方法、资料到理论、目的都有清楚的界定。于连和张寿安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与西方现代知识相对应的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能性，无疑，这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具有跨文化特质，这是德国概念史所未曾有过的尝试。撇开围绕现代性认知之不同，在讨论16世纪末以降中国内部变化时，人们无法回避与西方遭遇的历史，正是这一遭遇及其一系列连锁反应铸就了被称为“近代”的知识空间。各种西方语言文本被翻译为汉字文本，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翻译文化”的时代，并且中日之间还经历了以汉字为媒介的“概念旅行”。近年，学者们已经围绕一些重要概念展开了研究，有关“近代社会—国家”的概念，有革命、宪政、地方自治、民主、自由、共和、社会，等等，如上述小林关于“主体”概念的论述，概念史研究在词语上涉及同一语言内的翻译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如“大学”一词，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Aleni)似乎最早使用。这位“西方孔子”曾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讲授过人文科学，巧得很，博洛尼亚是欧洲大学的诞生地，而当时所谓大学不过教授神学、哲学、数学和修辞等，博洛尼亚大学外加罗马法，内容十分有限。艾儒略选择孔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大学”来翻译universitas，无疑有其考虑，这里暂且不论。拉丁语universitas原本是互助之意，后来演变为学生与教师的共同体。在欧洲，“大学”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被翻译为汉语的“大学”最后真正能够对应近代西欧语言则是很晚的事情，来自日本的因素不可忽视。诚如与“大学”相关的词语还有“书院”、“大学堂”、“学堂”、“学校”等，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仅要对各个重要词语的历史进行深描，还要注意概念词源的复数性，有必要对构成概念的词语群加以研究。
一如概念史研究关心文本一样，要追究词语如何演变为概念，有必要对涉及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研究。清末出现的翻译文本如《圣经》、《万国公法》、《国富论》、《天演论》等，创作文本如《孔子改制考》、《訄书》等，以往都有过比较深入研究。和上述“大学”概念相关，研究近代教育离不开教科书。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先后发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后者对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在《奏定中学堂章程》里道：“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清政府还规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教科书文本的编纂方针、语言修辞和内容体现了权力的意志。关于教科书研究，如斯金纳一样，不仅要考察文本中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有何种叙述性意义(meaning)？更重要的还要挖掘作者语言和议论背后的写作意图。
与概念和文本相关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制度确切地说应该称为“制度化”。知识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借助语言来接受知识。需要附加说明的是，从概念形成的角度看，知识确实受社会政治制度制约，但制度并非先验的，而是如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 Ponty)批评结构决定论时所使用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制度化”———把捉过去、开启未来的“事件”。近代知识是在能动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就上述“大学”概念而言，与此相关的制度包括学校、分科、教科书制作等知识／权力装置。清末蒋维乔等编撰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八册）出版后，广受欢迎。关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编篡宗旨，商务印书馆的推介广告词写道：“是书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其表章国粹，矫正陋俗，亦三致意焉。”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
（本文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详细注释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