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论》2025年第4期（总第82期）
张宝明，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大华所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3卷6册，第3卷与俞祖华合著，以下简称《中国近代思想通史》），2023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联合出版。郑大华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耕耘30余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讨论者之一。如他自己所说：“本书可以说是对本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十多年的一个总结，也是本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十多年成果的结晶。”2008年，笔者曾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郑大华展开过讨论。在这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中，依然能够看到当年讨论的影子。接续当年的讨论，在此以这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为例，谈一谈思想史写作有无“定法”的问题。
一、通史有无“定法”？
回溯中国学术史，关于“文有定法”与“文无定法”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焦点。魏晋时期，陆机在其《文赋》中虽然肯定“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但依然指明“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当代学者马敏亦指出：“虽说‘文无定法’，但却‘文有大法’。大法者，即为文之基本法则、内在规矩。”可以说，中国文论传统中始终蕴含着“无定法”中有“定法”的智慧，这一点在各类通史的写作中也不例外。
那么，对于思想通史而言，这个“定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纵观中国古代的通史著作，《史记》无疑最具代表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可视为《史记》的“定法”。从这里出发，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那句“有通识而成其独断”或许可以提炼为各类通史普遍的“定法”。所谓“通识”，即“在于思维的整体性，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所谓“独断”，即“富有学术个性的学术创新，是具有个体风格的‘别识心裁’，是学术著作真正有价值的根本所在”。
回到《中国近代思想通史》，郑大华这样理解思想“通史”：“如果人物研究是微观研究，思潮史研究是中观研究，那么，通史研究则是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必须看到，只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撰写还需要以“心”为魂的线索，这个“心”既是中心又是灵魂。因为“有了这个中心线索，一切问题便都有了着落，每一种重要的思想的意义便昭然显现出来”。而要把握这个中心线索，就必须有通识性的眼光和独到的能力。如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昭示的那样，郑大华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尝试，他曾有过这样的论断：“研究思想史，首先碰到和要解决的是物质与精神或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经济基础，还包括思想家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和生活过程等。基于此，郑大华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时代主题，每一个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内容是由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内容也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决定的。”
如果说以上的“文有定法”仅是常规性认识，那么《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立意则展现了其“文无定法”的一面。笔者曾在讨论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时提出：“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命题，面对时代命题，每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的回应与解答：面对历史中思想家的回应与解答，后来的思想史书写有着不同的价值研判与书写选择。”《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文无定法”恰恰体现在关于近代中国时代命题的辨别及其价值研判与书写选择上。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在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两个方面的展开，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进而言之，郑大华所认知的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明显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但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他并未拘泥于中国近代政治史抑或是革命史分期的“定法”。他指出，“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在研究历史时，无论是思想史、经济史，还是学术史、文化史，以及其他一些什么史，都是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然而“思想史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思想史和政治史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将中国近代思想史划分为三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前的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前，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是“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第二个时期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的思想更迭主要表现为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时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内战政策，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不难看出，这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依然秉持于“无定法”中有“定法”的文论传统。在这个“定法”与“无定法”背后，彰显的是著者见仁见智的个性化魅力。至于其能否“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学界同仁可拭目以待。
二、“思想”通史需要怎样的“定法”？
思想史的写法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点。这里在“思想”二字加上引号，意在与上文重点讨论的通史层面相区别，强调《中国近代思想通史》著作在“思想”研究层面的“定法”。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时至今日，思想史依然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恰如葛兆光所说：“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面目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身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是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产生‘影像重叠’；比如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常常要建立一种互相诠释的关系，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互为背景’，甚至产生了到底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等级秩序问题。”日本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也曾指出：“在谈及思想史时，我很难就其方法、对象、范围等来陈述类似学界的定论。但这似乎并不仅仅因为这个研究领域还不够成熟。即使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来看，也并存着多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史。因对象不同，思想史的类型亦多种多样；而相应的，其研究方法也必然是多样的。”换言之，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至今尚未形成“定法”，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边界及其研究方法，言人人殊。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为内核构成其鲜明的特点。在“知行合一”的大视野中寻找中国近代思想之最大通约性，是《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亮点，也是该著的基本“定法”。但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思考，撰写“思想”通史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还需要怎样的“定法”。
顾名思义，思想史是研究思想的历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实质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边界问题。对此，郑大华从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出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边界作出如下勘定：“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主要研究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研究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学术史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各项专门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由他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内容决定的，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因此，“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通常所写入的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内容，除与本书研究的主题有关外，一般不包括在本书的范围之内”。
在明确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边界后，还需回到思想史的具体书写中来。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重在主要思潮，而不在搜奇找异；重在真正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而不在包罗万象各色俱全。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概言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思潮和代表人物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统一论述”。郑大华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中力求实现这一主张，他眼中的思想史著作“应该是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完美结合，即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要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要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在郑大华看来，中国近代不少思想家的思想意蕴多重，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难以尽收其中，只能在有所拣择中履行部分承诺，或者从某个视角聚焦体例所关注的命题。其核心旨趣，按其自述便是：“要选择集中反映他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在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两个方面的展开集中思考的思想。”
基于上述“定法”，《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在研究内容的立意上有诸多另辟蹊径之处。如第一卷首次对包世臣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龚自珍、魏源二人进行了比较；对何启和胡礼垣合著的《新政真诠》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它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多项“最早”：最早提出“公平”的思想，最早系统地宣传社会契约思想和天赋人权思想，最早对“中西体用”论进行理论批判；聚焦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的探索，从“对抗论和调和立国论”“联邦制与单一制之争”“中国的出路”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卷探讨了以前中国近代思想史很少涉及的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上的思想差异；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之间思想上的异和同；讨论了张君劢、李璜等人合办的地下刊物《新路》对国民党训政制度的批判，以及训政制度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继承与背离。第三卷讨论了全民族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中国化”“文艺的民族形式”等方面的思想，以及“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演变和形成。
这样的立意确实先声夺人，让人耳目一新。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往往将“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混为一谈，《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则认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意义在于否定或冲击了传统的“天下中心”观和“华尊夷卑”观，有利于人们形成新的世界意识或观念；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意义，在于否定或冲击了“夷夏之辨”观，从而进一步开启了晚清或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或改革运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则认为，戊戌变法同时还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20世纪初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导。长期以来，人们研究社会主义大多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入手，并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为重要节点，相对忽视知识界对这一中国化命题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讨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则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认同社会主义主要是认同它的分配制度。此后，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和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影响，彼时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在于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在于它是计划经济，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盲目生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关于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的历史选择，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中也有较为明确的回答：除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外，还包括缺少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其核心价值观念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不符、得不到一般民众的广泛支持等原因。凡此种种创见，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具体研究中，《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立意有三：其一，把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审视；其二，把研究对象的流变作为一个观测点；其三，把研究对象与时代同步、与前后思想脉络相统一，并深刻融入社会有机体的整体面向之中。这种将思想个体与时代思潮互动的通史写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思想史研究长期存在的“两张皮”状态。
三、“有定法”胜于“无定法”？
毋庸讳言，任何一部思想史都是“有定法”与“无定法”的产物。说其“有定法”，乃是指其写作者可以笃定己见，或者说下笔之前就已了然于胸。说其“无定法”，则是指自古至今思想史都没有固定的写法。这就如同“无用”才有“大用”一样，“无定法”恰恰为“大法”之“忽发”或“奇想”预置了空间，否则学术就没有进步与创新可言。就此而言，《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不乏自我主体性的建构。这从其一再强调要处理好三对关系的主张中不难窥见：一要处理好思想家的思想与人民大众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二要处理好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三要处理好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之间的关系。这三对关系可谓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关键。然而，也必须看到，“文无定法”固然说出了学术方法的开放性，但这不等于“文有定法”就可以单纯流于理论上的表达。就《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主张的“文有定法”来看，著者或许落入“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泥淖，这再次证明“知易行难”。
其一，关于思想家的思想与人民大众的思想之间的关系，郑大华认为二者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方面要重视思想家的思想，至少要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尤其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对思想家的思想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看似折中的做法很像数学上加减乘除的“平均值”，并不适用于思想史研究，至少不完全适用于思想史的写作。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耿云志先生曾提出能够称之为思想的几个必要条件：“（1）有实际针对性，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而做的思考，不是胡思乱想。（2）有系统性，对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利弊，应对的方法，都有所思考，提出见解，不是散漫无稽的只言片语。（3）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意义，不是老调重弹。”显然，具备这些条件的思想，不是普通大众能够创造出来的。因此，普通大众的思想难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以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作《奶酪与蛆虫》为例，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记录了16世纪一位意大利人梅诺基奥的世界观，但我们不能将此视为思想史写作，“最根本是因为梅诺基奥的‘思想’没有社会意义与历史影响力，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观点是否曾经被邻居真当一回事地讨论过”。如果一味地将普通大众的思想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便会如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所言：“随着那些高级观念不断融入一般观念，随着我们从引领同时代思想的思想家转向那些其思想并无多少原创性的人物，思想史的边界就会变得相当模糊。”事实上，郑大华自己也承认，在实际的研究中，很难做到既重视思想家的思想也重视普通大众的思想：“由于资料不足等多种原因，本书虽然亦涉及人民大众的思想，但主要研究的还是思想家的思想。”
其二，从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而言，郑大华主张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一定要把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研究，不能只看思想家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什么。然而，思想家的主业在于立言，而非社会实践。波考克（J.G.A.Pocock）曾这样说：“栖身于政治社会的人会首先发现，自己常常被各种政治制度和约定裹挟。……他们要言说、写作、出版、在电视上露面，等等；他们使用语词及其他符号系统，而且语言并不只是一种用以讨论这些行动和制度的手段，它还是实施行动并使制度得以运转的手段。反之亦然：当你在言说（写作或出版）时，你不仅仅是在实施一种行动，而且是在谈论你正在实施的行动。”李大钊早在20世纪初就分析过“精神方面”与“实际方面”事业的不同：“发育人文助进群化之事业，固自多端。简而举之，不外两途，即精神的方面与实际的方面而已。关于精神的方面之事业，如政论家、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宗教家等之所为皆是也；关于实际的方面之事业，如政治家、实业家、医士、军人等之所为皆是也。”从“政论家”与“政治家”的角色定位来看，思想史研究应以思想家的“思”与“言”为主体，不应苛求“行”的判断。进一步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其本职工作在于‘解释’，在于为最终的‘改变世界’提供合乎真理的知识。一个人文学者固然可以带着他的知识去从事其他职业，去做觉醒了的浮士德，但他将不再是学者了。学者以学术为业，以学术向世界说话。在他，‘言’即是‘行’，言行不二，以言行事”。这也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所以平行的原因。
其三，关于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之间的关系，郑大华主张二者并行，前文已有所陈述。在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在思想家与思潮之外，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的融会贯通亦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脉。其中，“道是价值观念，学是知识体系，政是政治形态，道统、学统、政统各成体系，但又紧密相连，既是构成古今精神传承的思想史主脉，也是打通上下思想沟通的社会性场域”。只有理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避免思想史与政治思想史、学术思想史之间界限模糊的状况。就此而言，《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立意是在民族复兴的“大任”下深描“势”与“理”的关系。这是思想通史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毋庸讳言，抓住重点不等于解决了难点。从“思想史”或“思想学”的视角出发，处理好“势”的凸显与“理”的淡出之间的关系正是学界一直以来的期待。
综上，由“通史”这一概念联想到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问题，或许不无苛求成分。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难以由一己之力提出一个人人赞同的方案，但每个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界同仁对此问题都应当保持一种问题自觉，并作出切实的回应。就此而言，郑大华潜心著述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就有了一层难得的意义，它在为近代思想的“痛点”寻找“通道”的同时，也给这一沉寂的学科平添了一层生机。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