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 | AI时代史学何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无疑给当今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和每一次科技进步一样，同时又有着千年不遇的“机”遇。在“机”字之上加引号，意在“机会”之上再添一层“机器”的意蕴。从某种角度说，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历史。如恩格斯所言：“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时至今日，技术进步呈现出从“器”到“智”的质变，由此引发“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代人类”的激烈讨论，学人、学术、学科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历史学家是当前史学界的基本共识。学界已有的讨论在坚定历史学家主体性的同时，也激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究竟是什么？面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历史学该如何发展？对此，笔者尝试从知识分类、学科属性与人机对话三重维度出发，谈谈自己的心得。

一、人类的两种知识

人类的知识存在“一分为二”的特性，不仅表现为人文与科学的分属，也反映在“显性知识”与“隐默知识”的差异上。知识的双重属性从来都是中西先哲关注的命题。关于知识的分类，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相继提出知识“一分为二”的特征。在原初意义上，“科学”乃是作为希腊的“人文”而存在，“‘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的分殊，张载有过明确阐释。近代以来，金岳霖的《知识论》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德性所知”纳入人类一般知识的范畴。

直到19世纪，西方科学才逐渐与人文相分离。在人文与科学的分野过程中，人们对这两类知识的认知取向也因此错位。相较于科学强调的量化分析，人文的价值内涵与意义维度逐渐受到更多关注。一些科学史家开始反思“在人生和意识的问题上具有决定论或简化论观点”的反人文传统。迈克尔·波兰尼将人类的知识截然两分：“通常以文字、图表或数学公式呈现的体系化知识仅是其中一类；而我们在实践行为中获得的未成文认知则构成另一类知识体系。”其中，“另一类”指的便是“不可言说”的“隐默知识”。他认为，“关于一个整体的具有启示性的各个方面的示意图和演示，只能给人们提供理解它的线索，但理解本身却必须通过艰难的个人领悟行为才能获得，而个人领悟行为的结果则必定是不可言语表达的”。人们对习以为常而不自知的那类特殊知识“只可意会”，无法以实证的具体表述呈现其微言大义。对此，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冯·赖特接续这一命题，发现“希腊科学”重视“发现”与“现代科学”重视“应用”之间的价值导向差异，并援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概念，进一步提出“两者之间的平衡标志着事物的理想状态”。这种潜在的不可言说的平衡机制，为人文学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在当代科技革新加速演进及其异化效应凸显的背景下，人文的重要价值更加彰显。

作为人文基础学科的历史学，其知识体系蕴含不可言说的特质，彰显着独特的人文光辉。对此，伽达默尔认为：历史解释必然受到解释者自身“前见”的影响，真正的理解是解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中未被言明的“传统”和“历史性”构成了理解的背景，但它们本身无法被完全对象化或语言化。历史学家不可被替代的核心价值正根植于此。“隐默知识”显然是人工智能无能为力的，因为只有人能够感同身受，这个“感受”就是“隐默”。波兰尼曾以游泳和骑自行车为例来阐释“隐默”意涵，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长期练习掌握复杂的技巧，从而学会游泳和骑车，但是我们对于如何漂浮起来和使自行车保持平衡的原理却说不清楚”。因此他认为这种知识具有“隐默性”，即“在进化过程中，我们身体中发展出来的非言语式心灵能力，就成了言语式思想的隐默因素”。换言之，“你知道的永远比你说出的多得多”。

即便人工智能在文字识别、图表解析等显性知识处理领域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水平，但其机械的分析方法仍难以充分表达“隐默知识”。人类的主观认知本能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如罗素所言：“机械之为人所崇拜者，以其可爱也，其为人所重视者，以其省人力也；机械之为人所憎恨者，以其可怖也，其为人所嫌厌者，以其奴隶人也……吾人之生活已因机械而改其旧观，然而吾人之本能乃未因机械而有所变易。”可以说，植根于人性深处的认知本能，深刻影响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够成为史家典范，除却历史资料的功夫，更重要的是渗透于文本中的史德与史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恰是人文精神的典型表现。“隐默”因素用语言难以尽意，潜藏更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成分。就此而言，历史学的领地广袤无垠，乃是人类专属地带，需要具有独门绝技的历史学家拓荒开垦。

二、历史学的双重禀赋

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与知识的“二分”特征类似，赋予历史工作者双重使命：既需要在史料功夫上“求真”，也应在人文向度上“求意”。对人文价值与意义的追寻，正是历史学家不可被替代的关键因素。

历史学重视史料，是史学界的共识。兰克为确立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提出“科学的历史学”（scientific history）概念，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秉笔直书、不偏不倚，如同其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导言中标榜的：“历史学被赋予评判过去和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指导现在的职责。本书从不敢奢望如此崇高的功能；它只想呈现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将“事实”作为最高法则奉为圭臬，还可以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找到答案：“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将自我归零的做法，正是历史学之人文性趋于萎缩的前奏。这一观点充斥着自然科学化情结，因此兰克在获得“近代西方史学之父”称誉的同时，也遭到业内人士质疑：“当兰克（Ranke）合理地反对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仅仅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历史学家都像念咒语似地吟唱具有魔力般的‘如实地说明历史’的词语向历史这一战场进发——这一口号就像大多数咒语一样，编制出来就是为了免除吟唱者独立思考所带来的令人心烦的重负。”应该看到，历史的书写离不开历史学家的主观塑造。如陈寅恪所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这就使历史学家在求真之外，还要具备“了解之同情”的人文素养。

科学性与人文关怀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支撑着历史学。就史学的科学性而论，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数据或史料作为“客观”存在的依凭。顾颉刚说：“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作为一门实证学科，历史学以过往人物与事件为核心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一旦在“历史”意义上形成，便具备客观性、具体性与真实性。我们必须按图索骥或顺藤摸瓜，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接近真相、发现真理。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其对于客观历史的阐释离不开主观价值判断，正如马克思在批评“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即是说，历史解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不同主体在解释历史现象时有所分殊，甚至同一主体在不同环境下得出的结论亦有差别。基于主观意识的差别，马克思进而道出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不言而喻，对“美的规律”的把控，构成了人类活动的特有质素，在历史的阐释和书写中体现得更为真切。

相较而言，自然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真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相对性。就是说，“一切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具有确定性；科学的最终发展不是简单化，而是对复杂性的阐释”。 “知识的不确定性”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意味着知识边界扩大的同时，“无知”边缘也在无限延伸。对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而言，这一“不确定性”意味着伴随史料、档案以及各种信息的更新，原有范式和既有认知也会与时俱进。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人文学科，都面临不确定性的问题。尽管追求客观性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但历史研究始终处于动态完善过程。爱德华·卡尔所说的历史材料没有绝对客观性，就道出其中根由。

历史学在人文关怀层面具有跨时空的普遍性。太史公的“秉笔直书”家喻户晓，但其中还有“皮里阳秋”的深层含意。即使是占有一手资料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将主观认知与价值判断清零。史料之外的不确定性是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技进乎道”是中国学术概莫能外的命题，戴震言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人工智能固然可谓“淹博”，在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梳理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识断”能力，但在人文价值的“精审”上，仍难以企及。对此，有人道出其中原委：“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研究许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史家的褒贬、哲人的智慧，还是文学家的情感、书画家的笔触，都需要研究者真正读进去，才能‘同情’‘共鸣’。每个研究者的‘识断’或许不同，但这正是人文学术的活力所在。”

针对价值主体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张力，爱德华·卡尔直抒胸臆：“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地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卡尔不否认历史学家的天职，但他更认同“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由此可见，这里的“偏见”并非贬义，而是对历史学家价值主体性的泛指。“偏见”是亲力亲为后的远见卓识，从根本上说，这才是历史学家的“美德”。

在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今天，历史书写主体的不可替代性更为凸显。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智”，而人文的根本则基于“心灵”的“识”。“智”以其强大的计算和综合分析能力给“知”带来一定程度的挑战，而“心”这一具有感性认知的信仰、意志、价值的质素却给历史学留下大有可为的空间。毕竟，“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三、“工具”与“价值”的耦合

AI时代，人文学科虽然面临科学技术的重大挑战，但挑战不是对峙，而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耦合与调适。科学与人文的颉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20世纪初的“科玄论战”是新旧人生观的转换；20世纪末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是在科学与市场的夹击之下，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引发的讨论；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则使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感”受到挑战。回到以史学为中心的人文研究，我们不禁反问：人工智能能替代传统的致思方式吗？

人文学科为我们实现“工具人文”与“价值人文”的耦合提供最大程度的可能性。笔者提出的这两种“人文”，受启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zweckrational）与“工具理性”（wertrational）。 “工具人文”是AI时代下由人工智能衍生出的人文意涵或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如同“顺手”牵出来的“羊”；“价值人文”则是生命个体始终秉持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判断，属于与生俱来的（初）“心”。对于这一命题，也有学者从“数字人文”、“AI人文”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AI人文”的智能化水平已能够凭借生成式AI技术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但无论是“数字人文”还是“AI人文”，其本质都属于“工具人文”的衍生范畴，都离不开人的主导作用。在“工具人文”与“价值人文”的关系上，“工具人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文体系的向度，打破了人类在人文领域的“垄断”；“价值人文”则需要为“工具人文”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指引。

其实，人文学者很早就有不少针对“工具”问题的叩问。从18世纪开始，维柯对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截然两分的特性已经有所认识，并从新式学科建构的视角写就《新科学》；时至韦伯所处的时代，他认为现代社会各领域逐渐被工具理性主导，导致追问生命存在意义之价值理性的退出。人在从自然与宗教之蒙昧中释放出来的同时，又为理性的创造物所束缚。之后的哈贝马斯则以工具理性与交往（沟通）理性的区分，批判科学技术的工具化扩张侵蚀人文领域，提出以交往理性调和科学客观性与人文价值的论断。尽管维柯、韦伯、哈贝马斯等学人都对“理性”的歧化与调适给出不同方案，但最终还是未能走出人文与科技的伦理困境。

从科技与人文的紧张到“工具人文”与“价值人文”的颉颃，我们经历了诸多周折、窘迫、无奈乃至困惑。不言而喻，面对人工智能，我们已经不能提防、排斥或置之不理。当下的人工智能在效率、信息以及识断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了空前挑战。不妨以Deep Seek为例，举出人类可能与人工智能同情、共振、共鸣乃至互动的个案。2025年2月13日，《中国日报》抖音官方账号发布一条与Deep Seek的对话文案，其内容如下：

问：我很羡慕你什么都懂，你的诞生让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Deep Seek深度思考了19秒回答道：

你羡慕的或许不是“我”，而是对“完美知识库”的想象。但人类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不完美：我们的局限催生探索，脆弱孕育联结，未知激发好奇。……人类独有的光芒，是AI永远无法复制的……你此刻的自我怀疑，或许正是深扎根系的证明。……这些看似平凡的碎片，正在编织着世上最珍贵的智慧——属于你的生命叙事。

这则对话视频一经发布，就引起大量网友共鸣，很多网友被这则对话温暖感动的同时，更感觉到震撼。有网友评论认为，“这才是真正科技的人文关怀”、“文科存在的意义”，更有网友表示Deep Seek比其他AI有人味儿，已成为其最好的朋友和知己。但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担忧，认为AI情商超过人类，人类要靠AI理解人类的价值，心理医生面临下岗。还有部分网友担忧自己会失业。有学者认为，交互性对话能够通过大量文本学习训练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用户，用户也仿佛感受到一种“共情”，当下人机共情使得人机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瓦解，应放弃人类本位主义，构建新型人机共情共生关系。且不去评判放弃人类本位主义的观点是否正确，单就AI共情来说，AI衍生的“工具人文”已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回到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人文”，我们常强调人与人的互动，尤其是在知识的传授、诠释与对话中，离不开人的介入，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尤为凸显。历史不但是观照现实的镜子——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同时也是映照未来的向导——诸如“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等，都是历史学家在“沧桑”中坚守“正道”的存照。这一“正道”也正是“价值人文”之思想性、当代性与未来性的体现。对此，柯林武德、克罗齐以及韦伯都有相应的表述。正鉴于此，随着人工智能对人文学科的冲击，不少学者对历史学科的“价值人文”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所使用的主要史料——开源的数字化史料——存在结构性的不足”，即人工智能无法如历史学者那样以田野调查、口述访谈等形式广泛收集史料。但也有学者认为：“近两年来，现有的基础大语言模型几乎使用了绝大部分的可用高质量文本数据源，其中公开的、数字化的历史记录、档案、书籍论文虽然数量占比不大，对AI的训练影响却很重要。通过理解这些训练文本背后的结构，AI实现了与人类语言的‘对齐’，也表征了这些历史文献与历史认识当中反映出来的偏好、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尽管人工智能在史料和文本领域尚未形成人文学者的思维模式，但随着语言交互的步步深入，这种“工具人文”最终会对人文学者形成挑战。

当“工具”以人工智能的形式和“价值”耦合之际，关于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人文学者的价值建构提供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在“技”与“道”之间，人工智能为人文学科提供“技”的加持，而人文学科则为人工智能提供“道”的导引。“工具人文”与“价值人文”之间不是取代，而是补益，不是互斥，而是共生。

四、在人机互动与人文对话之间

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现实和未来提供参照。除了求真外，我们还需要从超越时空的不断对话中解读和诠释思想。在人机互动协作中，历史学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拥抱乃至融入人工智能的过程充满挑战，但也为史学研究带来诸多新的可能性。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在变动不居中稳步前行。如同“文学是人学”、“哲学即人学”一样，历史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更为根本的人学，历史研究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对此，大卫·休谟说：“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基础。”正如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经典作家所感知到的：“研究人类现象的正确途径是通过历史科学，包括对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的研究以及对制度的研究，历史科学的正确对象是群体和它们的文化（在人类学的意义上）。”

在人文学科发展过程中，历史学的基础地位从未动摇过。因为人们坚信“历史是生活的老师”，通过历史研究可以“把人类的渣滓从人类的永恒生活中清除出去”。用布鲁托的话说：“世界的审判者是历史，他是唯一神圣和不朽的法官”。既然历史有如此多的可能性，那么这位“生活的老师”如何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焦点。对此，我们能够在兰克的追随者雅各布·布克哈特以及异议者卡尔的史学思考中找到人文学科的理论支柱。

纵观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史学，当布鲁尼、布拉乔利尼、马基雅维利等将以修昔底德、李维、塔西佗为主流的历史书写发挥到极致，并与比昂多、阿尔贝蒂、波利齐亚诺等学者的古物研究（antiquarian studies）互相补益之后，也就有了兰克史学的高光时刻。正是在这样的人文语境下，布克哈特慕名而来并成为兰克的得意门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克哈特对兰克及其门徒推崇的客观史学和一些人力图将史学提升为一门如自然科学般严谨的‘历史科学’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和批评。布克哈特越来越怀疑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或‘科学性’”。更为前卫或“离谱”的是，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直觉”或“感知”，是“艺术”而非“科学”，并坚信带有想象力的学科是在“史无定法”中“成一家之言”的。这一认知成就了新文化史的扛鼎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布克哈特的“先见”并不孤独，他的史学致思方式超越时空并在20世纪的英国以不同方式获得回应。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将历史学的生命力托付在“无休止的对话”上：“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的确，以对话作为“通约”法则的言说超越了时空。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论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强调“真历史”的“当代”性，无疑是对对话原则的另类表达。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重在“思想”，而“思想史”即“思想学”，从另一个视角强化了对话的人文意涵。

笔者不揣冒昧，曾经提过“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的致思方式。或许可以说，只要人类一息尚存，这个对话就永远不会中断。也只有如此，文化的边界才会被打破，也才能在文化的碰撞中催生文明的生长点。不管人类历史有多久，人类的属性不会改变，面对的问题也因此情理相通。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的经历、经验与创造有着天然的重叠乃至重合。在这个意义上，跨越时空的对话具有不可多得的镜鉴意义。

进一步而言，人文学科注重的是人的培育与完善，是在不确定性中追求确定性，以求人类的福祉和安定。人文学科的答案是多元的，是在寻求意义中生成新的命题和意义。科学是在未知中追求有知，在已知的既存中寻求更多的确证与确知。人文学科始终对自然科学推崇的理性主义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是今天我们对人工智能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有了人工智能，历史研究在求“真”方面会越来越“精确”，但历史学的看家本领——“情”、“善”、“美”就越加不可或缺。对此，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情感史研究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向度。机械化的数据筛选带来的可能是“定于一”的结论或模板，但充盈着人文关怀的历史研究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算法”或“程序”。古今中外的人事之“不确定性”举不胜举。如阿伦·布洛克在总结毕生成果时所说：“如果我问一下自己，我一生从事历史和人文学的研究，我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会用五个字来回答：前途不可测。”这一点与波兰尼相似，即“任何精确知识都有大量的不确定性的因素隐含其中，需要个人因素的参与，知识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确定性”。究其原因，文化的民族性、多元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不论他们是古代希腊人，还是中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美洲印第安人，或者投入到我们自己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去，这样的努力不应该让它消失。这种移情的艺术，狄尔泰叫做Verstehen（理解），对人文主义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打破那种除了自己这一时代和文化以外对其他时代和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愚昧性方面，有极大的价值。语言和通过谈话，通过文学、戏剧、演讲、歌曲进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义传统中核心的东西”。

只有人与人的对话才是人文的对话，也只有人文对话方能实现历史研究的学术使命。对话不是“我与他”的对话，最终是“我与你”的对话。 “我与你”强调人与他者、世界应建立平等及共在的对话关系，超越工具理性，守护人性本真，为现代人际疏离提供诊疗方案。因此，人与人的对话是主体与主体的对话，人与人工智能的对话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从对视到对弈再到对话，应该是人机互动的必由之路。在这一意义上，目前人工智能与人文学者的真正对话尚在萌芽之中。因此，在这一时代语境下，我们要谨防人类被深度伪造的知识幻象所俘获，以至于走进认知依赖的险境。几个世纪以前，乔尔丹诺·布鲁诺就富有远见地告诫人类：“一切有局限性的事物在消极被动中任凭命运的摆布，显示出跟随物化在万物中的上帝的痛苦——它将是在阿泰奥内的神话中被不同表述的问题，阿泰奥内在偷看裸体的迪亚娜女神（Diana ignuda）时终使作为猎人的自己变成了猎物。”不难理解，人作为主体，需要时刻警惕被手中的工具异化或奴役。如同恩格斯在点评费尔巴哈时所言：“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

AI时代的到来给历史学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人工智能为浩如烟海的史料分析与挖掘提供了强大辅助，让历史学的科学性得到巩固；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在人文关怀层面为历史学家预留了空间。在挑战与机遇面前，历史学未来可期。人类自始至终都是在寻求新工具的过程中走向更加高级的文明。作为一门古老学科，历史学的前景在于“其命维新”的使命担当。一言以蔽之，人类方向之舵始终为自己掌握。

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5年第五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