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围棋的变化接近于无穷大了。唐朝冯贽在《云仙杂记》中感叹：“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正因为围棋变化的复杂，“算”便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棋经十三篇》在《棋局篇》之后，将《得算篇》列为第二，强调“战未合而算者胜，得算多也。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战已合而不知胜负者，无算也。”
在具体的行棋过程中，古代棋论在技术的层面上，多含围棋所特有的“数理”。如敦煌《碁经·势用篇》讲棋的死形与活形：“直四曲四，便是活碁。花六聚五，恒为死亡。内怀花六，外煞十一行之碁。果之聚五，取七行之子。非生非死非劫持，此名两劫之碁，行不离手。角傍曲四，局竟乃亡。两幺相连，虽么不死。”《棋经十三篇·权舆篇》论棋的纲格、布置：“权舆者，弈棋布置，务守纲格。先于四隅分定势子，然后拆二斜飞，下势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与势子相望，可以拆五。近不必比，远不必乖。”棋之形，都是建立在“数”的推理之上。像立二拆三，立三拆四之类，都已成了棋之格言。施定庵《凡遇要处总诀》谓：“逼孤占地，拆三利敌角犹虚；阻渡生根，托二宜其边已固”；“隔二隔三，局定飞边行乃紧。拆三拆四，分势关腹补为良”；“并二腹中堪拆二，双单形见定敲单”；“拆三利敌虚高一，隔二攻孤慎落单”。这构成了棋论中关于“术”的话语。
但中国思想文化重“道”轻“术”的特点，决定了建立在“数”基础上的“术”的被抑制。就像宋代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沈括：
沈存中性好弈棋，终不能高。尝著书论棋法，谓连书万字五十二，而尽棋局之变。冉余见世之工棋者，岂尽能用算工此数。有不分菽麦，临局便用智特妙。而存中欲以算数学之，可见其迂矣。[11]
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对“算数”的轻视。棋局过于复杂，算固然不能穷尽其变化，但唯其如此，更需要努力通过“算”去探究其复杂性。张耒提供的却完全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不分菽麦”，也就是摈弃分析，走综合、模糊之路，“临局用智”，也即随机应变，更多地依赖于感觉、直觉。由此，沈括欲依靠“算数”提高棋艺，反被视之为“迂”。这典型地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思维传统：重综合轻分析，重玄象轻数理。
由此，面对孟子的围棋“小数”说，如果顺着沈括的“算数”之路，本来可以建构一整套棋的技术理论体系的。但后人对“小数”说的阐发，却基本上走的是另一条路径，这就是竭力将“小数”往“大数”乃至“大道”靠拢，以此来提高棋的地位。
一类是承认弈乃小数，但强调其意义不尽于此。如《万汇仙机弈谱跋》称“乃知弈之有谱，如武之有经，虽称小数，于世局非无补焉。”谱即棋谱，通过研谱以穷棋之“数”与“理”，本是谱之应有之意。但作者更强调的是棋局通世局，通过研谱可有补“世局”。明冯元仲在《弈旦评》中也说：“今乎弈之为数，小数也，然非天子不刱，非天子而圣人不甚至，仙佛尚有劲敌，上帝亦取能军，弈岂戋戋者哉！”
所谓弈之为数，又不止于数。有的将作为“小数”的棋与兵家之“数”联系起来。如禇克明在《秋仙遗谱》序中谓“弈之为数，古人虽谓之小，而战守攻围之法，布置冲击之方，大率得兵家之意以为之者也。” 安雅子在《适情录后跋》也称：“夫弈之为技虽云小数，而其纵横离合机变万状颇与兵法相似，故张拟著经，马融作赋，至今称为美谈。”
还有的走《周易》的象数义理之路，南朝沈约在《棋品序》中说“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于几，爻象未之或尽。”宋代《棋经十三篇·棋局篇第一》说得更为明确：
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隅，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阴阳。[12]
林应龙在《书适情录后》中谓：“夫奕之为数，参三统两四时而能弥论天地之道也，及其拟诸战斗而精义无闻焉。”《石室仙机》序称围棋“虽近戏而寓意实玄，为数则小而藏机良远。”清·瞿世寿《不古编》“序”棋“且理穷奇耦，凿混沌之机，局判阴阳，剖神灵之秘，弈之为数，实契玄微，神而明之，亦民养谷神而蠲尘虑。”清代翁嵩年在《兼山堂弈谱》序中谓：
弈之为言，易也，小数之乎哉。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变之尽而臻于神，神之至而成于化也。合乎周天。尽其变化，握几于先，藏神于密，非通于造化之原者未易语此也。[13]
清·范西屏在《桃花泉弈谱》序中也说：
心之为物也，日用则日精。数之为理也，愈变则愈出。以心寓数，亘古无穷也。数历四圣人，宜乎尽矣。而杨则有《太元》，焦则有《易林》，一行之《大衍》，司马之《潜虚》，易时更代，独创一奇而不相习，非前贤固好异也。盖天地人心，以息相吹，随时生长，造物与我，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弈虽小数，实用心之事。[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