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以救世的入仕为政情结
按说将中国革新的根本置于教育和启蒙的基础之上，并整体上扮演了教育者、启蒙者角色的严复，有高峰体验和巅峰时刻，就像上述郑孝胥对他的赞美那样，严复应该心安理得、心满意足了。但并非如此。在严复的心路历程中，他还有一个入仕为政的强烈愿望，以至于这成了他一生的一个情结，成了他一生不愉快和痛苦的根源之一。晚年的严复，忍受着来自吸食鸦片（始于北洋水师学堂）导致的哮喘等身体上的疾病痛苦，忍受着所目睹的革命（这是一生都不接受的）带来的无序和混乱的严重后果，忍受着残酷的二战使他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失望之情（而这正是他）。
同时严复还质疑他为了教育和启蒙而从事的翻译和著述事业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作用。《赠英华》诗这样写道：“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莫言天醉人原醉， 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这首诗作于丙午年（1906年），是写给英华（字敛之，1866 — 1926年）的。英华为《大公报》的创始人，同严复有交往。此时严复的西学名著翻译（“严译八部”）已基本完成，这也是他一生最受人称道的地方之一（包括上述郑孝胥称赞他说的“译者论能事，儒林属钜公”）。但此时的严复仍抱着忧时、悲愤的心情，诗中严复用“孤愤情怀”“人原醉”“泪不收”等表达了这种内心的感受。尤其是诗中说的他一生“辛苦著书”成就了什么呢（“成底用”）？可他这位“竖儒”（自谦）此时已半头白发，这更是道出了严复心中的疑惑和苦闷。
这难道是中国精英们的普遍情结吗？古代的中国儒者、文人和士大夫，近代作为士大夫与新知识人合体的社会革新者，无不都抱着历史的使命感，抱着从成就自我到成就社会的志愿。但实现信念的过程和道路难免充满坎坷，到了一定时候，他们都难免发出悲叹，对自己的执着追求产生疑问和疑惑。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带来了什么呢？陆游的《自责》诗追问他为什么步入宦海之中而荒芜了文章和学问：“文章跌宕忘绳墨，学问荒唐失本原。仕宦一生成底事？子孙世世记吾言。”吴伟业（1609—1672）的《满江红·蒜山怀古》产生了“白面书生成底用”的疑问，黄景仁（1749—1783）在《杂感》诗中则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对自己作了彻底的否定。曾国藩的《酬李芋仙二首》以“却笑文章成底用？千篇不值一盘飨”之句嘲笑“文章”的廉价。但就是在他们对书生、文章究竟有什么用产生疑惑之时，他们都已鬓发斑白了。陆游的《卧病书怀》感叹此时的他“衮衮年光挽不留，即今已白五分头……丈夫有志终难料，憔悴渔村死即休”，陈寅恪的《残春》感叹事已至此只能“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岁月匆匆，物是人非，身处晚清和民初的严复的处境，难道又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海军是晚清帝国新强自政的一部分，从左宗棠创办马尾航政学堂到李鸿章奏请选派航政学堂学生赴英留学，都是近代中国早期发展海军之举。从严复先被录取马尾航政堂学习驾驶，到中间在舰船上实习，再作为第一批中国海军留学生到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学习海军专业，严复的个人选择同国家的富强之道休戚相关。严复的独特之处是在他学习的海军专业之外，还对西方特别是英国为什么富强的深层原因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他同郭嵩焘在中国驻英使馆相见时彼此（两人结为忘年交）都热心谈论的话题。严复的专业训练与他的关怀及其方式之间，在伦敦的经历中就显示了出来。与郭嵩焘谈论英国文化及富强之本和中西文化之异同；君子不器；严复之后的选择远远超出了海军专业，竟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可以说都发端于此。
按照严复学习的海军专业和训练，他回国后从事海军领域的学术、教育事业，或者从事海军方面的管理事务等都十分合适。郭嵩焘说“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他适合担任“交涉事务”；薛福成更以“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说他“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他们的评价对严复能够担任水师学堂教习会起到不小作用。一八七九年严复回国，经历船政学堂教习的短暂任职后，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就聘任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实际上肩负着总办——校长的责任，直到一八九〇年李鸿章任命他担任学堂总办。在这两个职位上，严复不是正可以将这一培养中国海军专门人才北洋水师学堂办成一个一流的海军学院吗？但严复似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单纯做一个学院的管理者和教育家的角色。对严复来说，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位上不能施展他的才能，无法发挥他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严复对世事的激烈言论使李鸿章疏远了他，以致于“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对于严复不受重用的处境，郑孝胥当时（1885年7月12日）写诗赠严复为其抱不平：“慷慨怀大志，平生行自哀。嗟君有奇骨，况复负通才。时事多荆棘，吾侪今草莱。天津桥上见，为我惜风裁。”郑孝胥作为严复的知音，他说出了严复怀才不遇和壮志未酬的心声。严复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官位”和“官职”。这同他后来批评官位拜物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达到入仕执政、指点江山的强烈愿望，严复从一八八五年开始到一八九三年，自三十三岁至四十一岁，九年之中前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严复长子严璩指出了其父的这一动机和愿望说：“府君自由游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守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但第四次仍然落榜，其中的郁闷和痛苦不言而喻。严复在第四次（1893年）参加乡试前的一八九二年，按捺不住这种心情，在《送陈彤卤归闽》诗中表露无遗：“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药草聊同伯休卖，款段欲陪少游骑。君来渤海从去春，黄尘埃壒愁杀人。末流岂肯重儒术，可怜论语供烧薪。嵚奇历落不称意，高阳酒徒兀然醉。长驱八尺两颐丰，高谈慷慨忧时泪。平生贱子徒坚顽，穷途谁复垂温颜。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问君秋水剪双眸，何独异我稠人稠。无双岂独楚王信，千秋无复文信侯。君今长揖告我行，南风欲挂孤帆轻。闽之东门温泉温且清，荔阴如见挥巨觥。”
陈彤卣是严复的同乡，一八八九年考中进士，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虽然职位上高于陈彤卣，但三次考试都不及第，没有进士身份，连捐带保才有了“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的官阶（正四品）。这在严复心中是何等滋味。照严复诗中说的“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他后悔当年没有走科举这种既正统又体面的学习路线，而去学习航政和去英国留学学习海军，这都是误入歧途的选择，因为在世人眼中这种选择无异于是为蛮夷为伍。这难道是阴差阳错吗？童年丧父的严复遇到的人生的一大不幸。因失去了经济上的支柱，他的家庭很快也陷入困境。严复的诗《为周养庵肇祥题篝镫纺织图》描写了他的家门的凄惨衰落：“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由于为生活和学费所迫，福州航政学堂招生童少学生，为学生提供优厚的条件，生活费全免，还有家用补贴，这对家庭困难、无力走科之路的严复来说很有吸引力。但进入这样的学校也不容易。考生的个人素质要好，要有人（如士绅）为其担保，考试又要通过。按照严复的回忆，他的作文成了他被录取的关键因素。《送沈涛园备兵淮扬》诗说“尚亿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对这句诗严复还特地注释说：“同治丙寅，候官文肃公（沈葆祯）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公见之，置冠其曹。”
当年能够入船政学堂来之不易，后其洋学生的身份使之成了脱离中国正规仕途的另类。正是这条路成了决定了他“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的命运。履行北洋水师堂教一位老师的作用，无论如何无法同担任王朝中地道的官员的职能相比，一个人的怀抱只能在入仕为官中体现出来。这说明，经过近代西方价值多元化洗礼的严复，内心里对现代知识人的角色认同有限，身上带着深深的士大夫情结。严复尝自言：“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竟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一八九八年一月至二月，严复在《国闻报》上分九次发表了《拟上皇帝书》（未署名），这可以说是他受光绪变法感召而为之提出的公开的建言。同年九月十四日，严复受到光绪的召见。这都可视作严复影响和参与政治的契机，说不定就会被光绪直接提拔。很不幸的是，也就一周政变发生，光绪被幽禁，至少因《国闻报》包括严复在内的几位人士受到江南道监察御史徐道焜的奏劾，一时陷入危险之中。好在最后没有受到追究。西太后一怒之下杀害了六君子，这深深刺痛了严复，也让他到感政治世界的险恶。他的《戊戌八月感事》诗写道：“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之后严复步入晚年，前后他也受到了一些任命，但都不是什么显赫之位，严复虽大都赴任，但对他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他也越来越看淡政治上的身份和名声了。一九一〇年（1月17日）严复被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姗姗来迟的科举身份，他已不为之心动。《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诗说：“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最后几年严复更受哮喘病的折磨，但精神上则释然了，何以救世的两难和苦恼也画上了句号。一九二一年他在福建故乡阳崎离开了人世。墓前的横屏上书写着严复生前自拟四字言“惟适之安”。此语出自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一段：“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李愿是韩愈的朋友，隐居太行山，韩愈以此诗称赞朋友“此中有真意”的境界。严复借用其中的“惟适之安”表达自己最终达到了人无非只求一个舒适安逸之境，他人生的两难也在最后释然。陈宝琛所撰墓志铭说：“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陈宝琛对严复如此高的赞扬，这能使在天之灵的得到莫大的安慰。
严复入仕救世与启蒙救世的两难困境和苦恼，留下了近代处在从传统士大夫向知识人转变过程中的耐人寻味的故事。晚清中国不少文化精英大都是士大夫和知识人的复合体，这也使他们承担的角色往往是多重的，而不是从事诸如学术、政事、经济等不同世界中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单一角色。一句话，他们仍想成为一个万能者，成为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的人。但在近代社会各个领域迈向分化的过程中，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精英（如官僚学者或学者官僚）型人物也很难再继续保持这种双重或多重角色了。因此，表现在严复身上的两难，反衬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内在紧张和冲突。
传统性的世界观是独占性的，传统的价值观也往往是一元的；现代性的世界观是包容的，现代性的价值观也是多元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相信一种东西为最值得选择；在现代型社会中，人们常常相信不同东西都最值得选择，这些东西开放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中。不管是在思想上和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和实践中，严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多元性和一元性的矛盾混合体。强烈的基础主义（或基建主义）与强烈的政治本位主义则是这种矛盾混合体的一部分。这不纯粹是严复身上的现象，它是近代中国文化和思想精英们不少人身上都有的现象（梁启超、胡适等）。因为他们不同程度上都是复合型、混合型的人物，他们身上的多重角色使就难免陷入曲折和自我冲突中。
作者 | 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载 |《人文》集刊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